瑷珲 　　2015年，黑龙江胜政府正式恢复了“瑷珲”这一地名。根据相关史料，我们发现，清朝末年至今，“瑷珲”经历过四次地名更动，而这四次地名都见证了清末以来中国的几段重要的历史。“瑷珲”的四次更名堪称一部中国清末以来的地名更动史。
　　清朝晚年：瑷珲见证沙俄侵略历史
　　瑷珲，在多种文献中曾有爱珲、艾虎、艾浑、艾呼、艾浒等多种不同写法，一说是达斡尔语，意为可畏；一说是满语，意为母貂。瑷珲城始建于清二十二年（1683年），当时是为了抗击沙俄入侵。前后曾建新旧两城，都曾作为黑龙江将军治所而被称为“黑龙江城”。
　　从建城起，一百多年来，瑷珲城一直见证着沙俄对中国东北的野心。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历代沙俄政府都以侵吞中国黑龙江地区、夺取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为目标。鸦片战争以后，沙俄政府更是成立了“黑龙江问题特别委员会”，专事专办。1849年至1853年，沙俄海军军官涅维尔斯科依带领武装人员，侵入黑龙江下游，建立侵略据点。随后，在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指挥下，大批沙俄侵略军闯入黑龙江，对中上游北岸和下游两岸实行军事占领。
　　爆发，俄国人终于等到了机会。1857年，穆拉维约夫在炮舰的掩护下，以“帮助”和“调停”之名，迫使清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通过《瑷珲条约》，沙俄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中国与沙俄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同时也是近代史上中国割让领土最多的条约。并且，以此为契机，沙俄继而又以调停、勘界为名，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仅领土就又侵占了90多万平方公里。
　　建国初期：因属生僻字而被更名
　　正是这样一个承载着伤痛与教训的名字，在新中国成立后，却消失了很长时间。消失的原因，和历史无关，是因为“瑷珲”两个字在当时被划为了生僻字。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新中国政府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地名命名和更改的规定、指示，主要是为了清理以敌伪人员名字命名的，带有歧视、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以及用字生僻、难认难写的地名。1956年12月，“瑷珲”因属于生僻字，国务院将瑷珲县更名为爱辉县。到1964年，全国共有8个省和自治区的35个地区和县因地名用字“生僻难认”而被改名。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地名中的常见字也被认为“生僻难认”而被更改，比如新喻县被改为新余县，虔南县被改为全南县。而一些生僻得不能再生僻的字眼却被保留了下来，如綦江县、歙县。另外，对于同一个字，有的地名改了，而有的则没改，如婺川县变成务川县，而婺源则保持了原字。
　　“文革”时期：山河一片“红”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更改地名，仍有其必要性和可取之处的话，那“文革”时期全国掀起的为了符合“革命原则”的改地名浪潮就徒具混乱和荒诞了。一夜之间，红旗区、红卫区、红工区、卫东区遍地开花，真是无处不红，无处不卫。
　　地名更改不仅是改个名字而已，要涉及诸如邮政、市政、房管等各个方面的配套机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文革”期间如此大规模、强横地更改地名，除了纷扰，只能用以佐证那个年代的荒诞。随着运动接近尾声，大部分地名又都恢复了原貌。
　　1980年代以后，随着《地名管理条例》（1986年1月23日颁布）的出台，地名命名、更名逐渐进入标准化、规范化。
　　现在：“瑷珲”回归
　　近些年，仍能看到一些县市吵着要改名字，原因则大多与经济利益相关联，比如为吸引游客，张家界南天一柱改名为“哈利路亚山”，再如为了提升影响力和竞争力，曾有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委员建议将海淀更名为“中关村区”。当然，什么时候都不缺匪夷所思的事：2010年5月，江苏省宿迁市骆马湖被悄悄改为“马上湖”，据报道，原因是当地旅游部门认为骆马湖谐音“落马湖”，会引起来访官员不快。
　　2015年5月18日，《黑龙江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题为《区划调整为龙江经济社会腾飞添翼》的文章。文章提到，日前，省政府批准将黑河市爱辉区爱辉镇政区名称用字恢复为瑷珲。
　　该文称，之所以要恢复“瑷珲”这个具有400多年历史的称谓，是因为它承载着历史、蕴含着文化，在阔别60年后把它重载史册，可以让世人永铭惨痛的历史。但在这一段文字上的小标题“助推‘一带一路’战略：风生水起”，也清楚地表明，恢复旧称呼，更是着眼于当下，正如文中所言，是希望“发挥古城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优势，建设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让丰富的旅游资源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把地缘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与全国各地开展经济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来这里投资兴业，推动‘瑷珲’乃至黑河市经济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