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别人为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遗址，考古学家在对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大量的遗物，甚至有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除了青铜器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玉器。 　　二里头青铜器 　　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以中国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同类型文化遗存出土的青铜器。年代约当公元前21～前16世纪。可分为4期，目前发现的青铜器大部分属于第三期。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年代，有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两种不同看法。在这个遗址的晚期堆积中，曾发现过一些小件青铜器。1973年第一次在第三期堆积层中出土了一件青铜容器爵，以后又陆续有所发现。 　　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包括工具、兵器、礼器、乐器和装饰品。生产工具有刀、锛、凿、锥、鱼钩等，武器有戈、戚、镞。戈的形式为直援曲内，无阑，曲内后端有花纹。礼器有爵、斝2种，爵的数量较多，束腰、平底、椎足，较早的素面无柱，具有浓重的陶爵特征，较晚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有小柱，有的施简单花纹或镂空，说明曾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变化过程。斝为素面敞口，口沿上有2个三棱锥状矮柱，单把，束腰平底，3条腿下呈三棱锥状，上部微显四棱。乐器有单翼小铃。装饰品有兽面铜牌，其中有一件用 200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一向为中外研究者所重。 　　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铸铜的坩埚、 陶范、 铜渣等，东下冯遗址发现有铸器的石范。工具多用单范和合范铸成，而爵和斝则用陶质块范铸造，工艺比较复杂。据测定，一件铜爵的合金成分为铜92%,锡7%，属于典型的锡青铜。 　　二里头玉器 　　二里头文化玉器上承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制作与使用高峰期的余脉，下启青铜时代商周玉文化的序幕，不仅汇集糅合了众多史前文化玉器的因素，吸纳融汇了不同的制玉传统，而且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 　　目前已知二里头文化玉器有柄形器、璧戚、刀、琮、璧、圭、牙璋、戈、戚、铲、锛、凿、镞、纺轮、圆箍形饰、环、璜、笄、坠饰、管、铃舌等20余种。其中，龙山时代即已出现的牙璋，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形制进一步演变，尤其阑部扉牙由“对称多尖式”演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考古学家郑光曾将二里头牙璋的扉牙装饰称为“张嘴的兽头形饰”。邓聪则认为张嘴兽头形饰的兽就是龙，因而简称装饰有此类扉牙的牙璋为“龙牙璋”。1980年二里头遗址三号墓出土两件牙璋，均属“龙牙璋”。其中一件形体宽大，是目前所知二里头文化牙璋中体形最大的一件。另一件形制与之相近但形体略小。两件牙璋造型规整，青灰色的器身表面涂上朱砂，呈现出朱红色，应蕴涵着特殊的礼仪过程和意义。 　　作为二里头文化玉器中很具代表性的器形之一，“龙牙璋”曾以强者姿态，对周边地区形成强力的辐射与影响。河南新郑望京楼、四川广汉三星堆及越南Xom Ren等遗址出土的牙璋，与它一脉相承，显示出二里头文化牙璋及牙璋埋葬制度非同凡响的影响力。这种既能吸纳融合，又能强力扩散的气度和能量，充分彰显了二里头文化在同时期无与争锋的强者与核心地位。事实上，自此以后直至春秋早期，中原地区一直在中华玉文化风格趋同化浪潮中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 　　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波澜壮阔的深刻变革，逐渐由原先满天星斗、力量大致均衡的多个区域文化集团，走向中原文化独领风骚的时代。作为这一时期最活跃的文化因子之一，玉器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社会变革、走进新时代的晴雨表。无论器型发展中“万邦玉帛”式的多元汇聚，戈、刀、钺、牙璋等片状玉礼化兵器的成熟规整，还是玉舌铜铃、嵌绿松石铜牌饰等青铜与玉两种“战略”资源的自觉结合，二里头文化玉器都牢牢把握着新时代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