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会村遗址 　　禹会村遗址的发现，为中国的文明探源之旅打开了新的局面。涂山之会一直被认为是历史传说，甚至就连夏朝和的存在也一直备受争议，由此可见禹会村遗址发掘的重要性。那么，禹会村遗址的发掘究竟有哪些收获呢？ 　　大禹是人还是神？“大禹治水”的历史事件是否存在？颇具争议的“禹会诸侯”、“禹会涂山”、“禹娶涂山”等历史疑问，多年来一直萦绕着学术界，而未有定论。随着禹会村遗址的发掘，4000年前的那扇大门，被沾满泥土的双手轻轻推开，封尘于地下的古老文明，被考古工作者揭开了面纱。“禹会诸侯”的地点，如今在禹会村得到证实。 　　禹会村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淮河岸边，东邻天河，北依涂山。《左传·哀公七年》及多部史书载有：“禹会（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会由此而得名。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禹会村遗址是在淮河中游地区选定的唯一一处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2006年开始对禹会村遗址进行勘察和钻探，并于2007—2011年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近万平方米，获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遗址中现存的2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是一处经过人工实施的具有专一性功能的大型盟会场所。经过挖槽、堆筑灰土、铺垫黄土、覆盖白土，最后形成一个南北长108米、东西宽13—23米不等的巨大的白土覆盖面。 　　祭祀台基面的中轴线上附加了一系列的相关设施，与宏大的祭坛场面浑然一体，成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近百平方米的烧祭面、1米见方的方土台、长达50米并一字排开的35个柱坑等，证明了盟会过程中曾经进行过繁杂的具有宗教意义的礼仪性活动。 　　祭祀台基旁边的大型祭祀沟，即祭祀过程中废弃物品的堆放点，沟内大量的草木灰、被火烧过的兽骨、数量较多的磨石、不具备生活实用价值的祭祀用具以及专为祭祀活动而烧制的低温陶等，蕴藏着大量的祭祀过程或祭祀形式的信息。 　　祭祀台基西侧长达百米以上的专属通道，烘托出祭祀台基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在严格的组织下，有统一的进出场程序，是一个庄严的场所。 　　出土器物风格的多样性证实了在该地点曾经有来自中原、黄河下游、苏北地区、环太湖地区、长江流域、广汉平原等不同地区的人群在此参加短期的盟会活动。人们在临时居住期间，为祭祀活动专门制作了具有不同地区风格的器物，包括比例较大的仅有500℃的低温陶，烧制后也仅仅达到成型的效果，器物的耐用程度根本就达不到应有的实用效果。 　　简易式的工棚建筑，面积分别为数十至数百平方米不等，房子没有固定的门道，也不特意加工或修饰室内居住面，仅仅为一面墙基槽和柱洞构成的能遮风挡雨的住所，室内也没有固定的生活设施，证明了这是为举行某项活动而短期居住的行为。 　　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分析可知，从祭祀台基面的施工和各种设施的完成，到祭祀活动的进行及过程，显然不是人们自发的行为，而应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或是祭天、祭地、祭神灵而修建的“临时舞台”。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对该项工程的实施，需要有一定向心力、凝聚力的人物去组织；也应有同等地位的人物去主持这种大型祭祀活动。 　　与大禹治水相关的涂山地望的考证众说纷纭，历来有会稽说（绍兴）、渝州说（重庆）、濠州说（蚌埠怀远）、当涂说（当涂）等。在蚌埠召开的“涂山·淮河流域历史文明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七届年会”上，与会专家在论证涂山的地望时，观点越来越趋于一致：涂山如在重庆则太偏西，如在绍兴则太偏南，都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蚌埠涂山的地理位置居中，最为合理。今安徽蚌埠之涂山不仅是“禹会诸侯”的涂山，也传说是涂山氏之聚居地，是禹娶涂山氏之女的涂山。所以说，禹会遗址的发掘，对考证涂山地望、考证大禹文化是最“接地气”的。 　　经Rb/Sr分析显示，禹会村地区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环境总体趋势大致经历了暖湿—冷干—暖湿—冷干的气候变化过程，其中有气候的波动和环境突变事件。这种突变的事件应该与洪水有关，这也正是史载的“大禹治水”时期。孢粉记录表明，龙山文化期间有几次较明显的气候环境温暖湿润和气候干凉的环境波动。一系列的自然科学测试结果，均证实了龙山文化晚期的环境与大洪水事件密切相关。 　　由此，我们认为，禹会遗址地名的由来与传说和文献记载的“禹会诸侯”事件吻合；禹会遗址的时代（龙山文化晚期）与传说事件中“大禹治水”时代吻合；禹会遗址中发现的各种祭祀遗迹现象，与传说事件中“禹会诸侯”事件的背景相吻合；出土的器物特征和一部分祭祀用具，与传说事件中的“禹会诸侯”活动内容相吻合。自然科学的测试和论证，为我们考证遗址的性质提供了有力证据。这些现象和“禹会诸侯”事件的发生相当密切。禹会遗址由传说变为信史，得到了考古资料和自然科学测试、论证的支撑。 　　在探索江淮地区文明起源的进程以及后来如何汇聚、如何加速王朝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显示出了重要的意义。因为大禹与涂山紧密相连，涂山又与禹会诸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禹会村遗址的考古资料已经提供了重要迹象，如果能够把它的面貌比较完整地揭露出来，对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同时，遗址中存在的大型的人类堆筑遗迹，对考证“大禹治水”和“禹会诸侯”的历史，进而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在江淮地区的起源和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过去考古界认为，尧、舜、禹时期淮河流域文明相对落后，但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推翻了这一观点。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遗址、7000年前的双墩遗址、5000年前的尉迟寺遗址到4000年前后的禹会村遗址等，可以看出在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淮河流域曾出现过比较发达的文化。禹会村遗址作为“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在淮河流域唯一选点和重点遗址，对“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在民间传说中，往往会把历史故事说得栩栩如生；在文字记载中，也会把历史故事描述得细腻逼真，但这些都离不开考古资料的支撑。禹会遗址的种种迹象，真正让我们感到走近了大禹，品尝到了历史文化的盛宴，为追踪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铺开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