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时兴微信群，同学群、是不能缺少的，有当兵经历的人，战友群也同样重要。我有40多个群，有的群很少关注，但是每晚一定关注同学群、战友群。同学群里，用副群主沈同学的话说，这里有8位厅局级官员，有5位博导，有……用陈同学的话说：群里少说官位，同学就是同学。用我的话说：当年的高考让人欢喜让人忧。仅拿某市官场而言，19个镇、街道中，曾有12位在同一教室学习者担任正职，市府办曾同时有3同学任职，其中一正一副一党组成员。这一方面说明他们优秀，一方面说明我无能。
无能的最明显标志是没考上大学。高考是1977年恢复的，我是1979年高中毕业的，我班是长河中学的重点班，那年，我们学校高考录取率居全县（1988年撤县设市）首位，校长也因此升任教育局领导，但我的高考数学成绩只有19分，尽管总分超过全国重点大学录取线，高考仍名落孙山。
那年，我不到16周岁，这么小的年纪上不了大学怎么办？老师说：继续复习，准备迎考。父母说：只要有复习的地方，花多少钱不心疼。我想：万一再考不上怎么办？万一再考不上怎么办？
我一直想起不少同学上大学前，请我去他们家里参加喜宴时的情景，当同学家长问赴宴的同学们考上哪所大学时，他们都满脸喜悦地回答，而我只能红着脸顾左右而言他。这样的心理势必造成压力过大，经常失眠，高考前病倒。我参加高考那天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高一时的班主
我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中打造了“品牌”：数学成绩差，文科类好！
我在失败中求发展。1981年10月，我年满18岁时应征入伍了。
我得感
我在军营四年，要感谢的人很多，但首先必须感谢这四位决定我岗位的贵人：朱克富连长，是他百里挑一，把到连队才几个月的我抽到外军研究室，协助司令部派来指导工作的戴华参谋工作；戴华参谋，把我推荐给蒋华年营长；蒋华年营长，把我调入营部侦察班；郑德玉营长，在蒋营长调到兄弟部队任副团长后，他继续培养我，并在部队休整时让我去经商。
后来，我到司令部特务连去工作时，我感到兴奋的同时，也感到奇怪，上级首长为何要点名调我去？郑营长告诉我：“戴华很欣赏你，他向首长推荐你了。”从此，我的脑海里彻底颠覆了地方上流行的那句话：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香。
那年，我要求离开位于南京市的司令部特务连，到位于安徽省含山县山沟里的原营部锤炼。郑营长获悉消息，先劝我别离开多少人想进都进不去的单位，当知道我决心下定，他说了一句“他妈的，真是傻瓜”后，为我的前途考虑了，先任命我为侦察通讯班副班长，后经上级同意，我代理干部职务，担任营部代理书记。他特地把我的办公室、宿舍安排在他的套房对门，这是二室一厅一玄关一卫一厨的房子，当年这房子可称豪宅了，副营职也只有一室一厅一卫一厨的房子，连长们只有一间没有卫生间的房子。
多年过去后，当年的朱连长升任为军分区参谋长，当年的戴参谋升任为警备区司令员，当年的蒋营长升任为军分区司令员、副厅长，当年的郑营长升任旅后勤部长、省属国资企业的副总裁，但他们从未向我提起过如何助我成长的事，这就是品格，也是我高考落榜后最大的收获之一。
而今他们多已退休，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我心中的地位，我眼里从没把他们与职务联系起来。
时代在进步，时间冲淡了高考落榜后的痛苦，科技在发展，微信等缩短了我们的距离。
微信·高考·同学·战友，是伴随我充实业余生活的话题。
（作者系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全国公安作家协会会员，同时兼任或曾任全国、省、宁波等媒体的特约记者、通讯员，入选《新中国66周年文艺名家名典》。他写的数千篇次微型小说、纪实故事等被《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作家网及多家杂志录用，有的作品入选全国、省等有关书籍或获奖。他写的多位警察故事受到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故事中的一人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接见，一人被评为“全省公安机关爱民模范”，并记个人二等功。他因在写作方面的成绩，被各级公安机关和慈溪市委、市政府等评为先进个人60余次，并记个人三等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