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又是中国诗史的一个高峰。这一高峰何以形成，是千百年来学者们着力探讨，但仍然沿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当代众多的学者学在极大的热情从事研讨，以表现唐诗的特有风神，并力求尽量还原唐诗本来的历史面貌。我们写这部书稿，并定名为《唐诗研究》，就是想把我们多年来思考唐诗过程中的一些心得表现出来。

　　唐诗研究是古典学科中的“显学”，有着丰厚的历史积累，20世纪更进入其全面创新的时期。创新的动因首在于时代思想风会的变迁。古代士夫文人大多具有明显的复古意识，他们研究唐诗，通常是同寻求和树立自身当代文学创作上的楷模联系在一起，因而宗唐与宗宋、宗盛唐与宗晚唐、宗李杜与王孟，便成为纷争不休的话题，虽有活用传统之效，而不免挟带门户之见，在批评上留下好恶任情的偏执色彩。近世学者则一般建立起历史进化的观念，即使承认唐诗在文学史上的高峰地位，也不会将它奉作万世不变的典范，仅作为宝贵遗产来加以接受，所以研究态度上易趋于客观、冷静，重实事求是的分而不流于意气。与之相关，在研究方法上，古代除一部分考据性文字外，多使用直观式的评点，有丰富而精到的审美的积淀，终嫌偏于印象且不够系统。近世学者主要采取实证方法，勤于调查，严于考校，并注意在实证的基础上从事理论总结，以形成秩序井然的逻辑构架，从而使他们的学术成果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均大有异于昔。这可以说是20世纪唐诗推陈出新的基本趋向，当然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大致说来，20世纪初期，传统的学术形态仍有所衍流，而新型的唐诗观已然发端。属于前一类型的，如陈衍《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王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老人论诗册子》《王志论诗》及其选批的《唐诗选》(订补本)、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宋育仁《三唐诗品》、朱宝莹《诗式》、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以及光明甫《论文诗说》(未刊稿)等，不仅多还承袭以往的诗话、诗品、笔记、选批、论诗诗等形式来解说和品评唐诗，在思想见解上也大抵未越出前人的樊篱，尽管具体论述中时有精义可参。但就在这个时候，某些新的观念已开始萌生。胡适于1915年发表《读〈与元九书〉》和《读香山诗琐记》两文，以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即写实主义)的分派来解说唐诗，称白居易为实际派领袖，上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诸作的创作倾向，而与并时的李绅、元等同气相求，开了引西方文论入唐诗研究的新风气。同年9月起，吴宓在《清华周刊》上连续载出其《余生随笔》，其中多则论及唐诗，他以唐宋诗之变迁为贵族派向平民派之转移，杜甫正当交接之会，乃“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至白居易则已纯然平民派，这个观点不仅成为“五四”时期倡扬“平民文学”的先导，对后来的文学史家影响尤巨。至1922年，又有梁启超发表其讲演稿《情圣杜甫》，他把历来加于杜甫身上的“诗圣”号改作“情圣”，实际上反映着他不以“言志”、“载道”为依归，而认“诗为表情之具”(见《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二)的思想立场，在唐诗研究领域鲜明地树起了人本的旗帜。

　　经过世纪之初的酝酿和发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唐诗研究著作陆续产生。述性的如费有容《唐诗研究》(大东书局1926)、许文玉《唐诗综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胡云翼《唐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苏雪林《唐诗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杨启高《唐代诗学》(南京正中书局1935)，专题性的如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陆晶清《唐代女诗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孙工《唐代的劳动文艺》(上海东亚图书馆1932)、刘开荣《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或从整体括，或就局部开发，均能自出手眼，不囿于传统，其表述的系统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亦迥异于前人的诗话、诗论。此外，对具体作家如张九龄、、、、杜甫、孟郊、韩愈、白居易、贾岛、李贺、杜牧、、罗隐、韦庄等，亦皆有年谱、评传、研究专著及论文问世，体现着进入现代学术领域的唐诗研究的初步业绩。

　　这个时期的学者中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闻一多、、陈寅恪、岑仲勉、钱钟书诸家。闻一多给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以此为凭藉来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便有一个纵贯全局的眼光。他的《唐诗杂论》和后经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皆为未完成的著述，却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宏通视野，至今还给人以启迪;所选《唐诗大系》，亦能突破传统正变观的拘限，多从艺术性着眼，成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一文，对唐诗的题材、作法、体裁、流变、格律、声调等问题有较全面而中肯的解，为阅读和批评唐诗指示了门径;所《经典常读》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门户之见，主张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衡量宋诗变唐的利弊得失，使得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有了明确的方向，也给后来缪、钱钟书等有关唐宋诗风的异同比较提供了依据。陈寅恪和岑仲勉，则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观照唐诗，所创“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史学与诗学熔为一炉，不仅丰富了诗、史双方的研究资料，还广泛涉及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科举、宗教以及民族交往、国际交流与诗歌创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展现出文学与人生诸方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至于钱钟书《谈艺录》一书系用传统笔记体裁写成(其中相当部分述及唐诗)，虽不重理论建构，而每下一断语，必穷源竟委地引证中外古今文献资料，以期在互参互证中使问题得到生发，故被誉为文学上比较研究之典型。以上诸家各从不同的思路进入唐诗园地，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20世纪古典文学学科皆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开始，唐诗研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兴起，推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有计划开展，一系列唐人别集、总集和研究资料的校点、诂笺、编年、集成被提上议事日程，作家传记、年谱、评论等著也获得了新的势头。像《唐人选唐诗》(十种)、《唐诗纪事》、《全唐诗》、《钱注杜诗》的校点行世，《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宋本杜工部集》的影印流布，研究资料汇编如《白居易卷》、《卷》、《杜甫卷》(唐宋之部)的辑成，新著如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萧涤非《杜甫研究》(人民出版社1956)、傅庚生《杜甫诗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林庚《诗人李白》(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詹《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孙望《元次山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斌杰(白居易评传》(作家出版社195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订补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钱钟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吴文治《柳宗元评传》(中华书局1962)，皆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成果。唐诗的普及也是一项重点工作，各种选本、译诗、鉴赏指导与知识读物的盛行。这类读物中亦有层次较高、能达到雅俗共赏水平的，如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刘逸生《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61)以及冯至等《杜甫诗选》(作家出版社1956)、陈贻?{《王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顾肇仓等《白居易诗选》(作家出版社1962)，都能为学界人士提供参考。

　　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还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在唯物史观的引导下，人们普遍关注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侧重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角度来把握唐诗流变，并努力发掘作家创作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之间的种种关联。这一新的观念在当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包括断代专史、专论如周祖《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王士菁《唐代诗歌》(人民出版社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唐诗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刘开扬《唐诗论文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杨公《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里，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诸大家一时成为研究的热门，更突出地表明了这层关系。但是，由于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带有相当程度的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成份，如不适当地夸大经济、政治的决定作用而忽略历史文化其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片面宣扬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传统而贬抑人的多方面的审美需求，从而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化和评判标准上的唯政治功利化，连带累及一些很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如有关唐诗荣原因、“盛唐气象”、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等探讨。待到十年动乱期间，形而上学的倾向越演越烈，以至用“儒法斗争”来贯穿整个文学史，让每个作家按线站队，人为地扬李抑杜、褒柳贬韩，完全脱离了学术规范，造成思想上的极度混乱。

　　唐诗研究的再度荣，是70年代末以后的事。在这最近20来年间，思想的活跃、队伍的壮大、学会的组织、对外的开放，从各个方面推进研究工作，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向。

　　其一是资料建设的加强。资料及其考辨，是科学工作的基础，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新时期唐诗研究的首要位置，其成绩也最为显著。诗篇辑佚方面，继王重民于60年代辑成《补全唐诗》104首和《补全唐诗遗》127首，后有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收诗830首，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收诗1000余首，陈尚君《全唐诗续》60卷收诗4300余首，并经陈尚君统一整理、汇编为《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删订误，共得诗6300余首。诗集笺校方面，康金声等《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郭鹏《寒山诗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2)、陈铁民与侯忠义《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蜕园与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陶敏等《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华忱之等《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蜕园《刘锡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等，都是具见功力的注本，而詹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和刘学、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9)，更带有结集的性质。诗人诗作考订方面，除单个作家的年谱、传记外，傅璇《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及其《续编》(巴蜀书社1987)、王仲《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1989)、吴汝煜等《全唐诗人名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等，都是把考证工作放到唐代历史文献参合比较的大范围里展开而有新的创获，特别是傅璇主编并有全国20多位学者专家通力合作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一书(中华书局1987-1995)，对唐代近400余诗人的生平事迹加以系统爬罗梳理，称得上集大成之作。其余如书目、版本研究方面，有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陈伯海与朱易安《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以及台湾学者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集目》正续编(五南图书公司1996)等;研究资料集成方面，除中华书局续刊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李白、韩愈、李贺、李商隐数家外，另有傅璇等《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