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读完中学时，我的堂姑才被认定为烈属，用了一年的抚恤金就离开了她眷念的世界。　　堂姑一回娘家，我就围着她团团转。不管走到哪里，她总是带着我。在我的印象中，她一般都是过年来玩几天，晚上总要在我家过夜。我那时爱听故事，堂姑也喜欢讲姑父的事给我听。在分田到户前，堂姑每年春节都是要回娘家的。每次来，她都是两手空空，但是娘家人从来都没有说过什么。我的奶奶是她的幺妈，我的母亲是她的弟媳，他们特别有缘。　　堂姑出生在旧中国，读过私塾。我的姑父刘子泉在省城求学时，正好董必武在武汉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幸运的姑父成了董老的优秀学生。土地革命时期，姑父担任鄂西“归兴巴”革命根据地红军独立师师长，身先士卒，常打胜仗，深得部下拥戴，令敌人闻风丧胆。　　堂姑一生坎坷，流过三次泪水。母亲在世时常常告诫我不要忘了堂姑的辛酸往事。　　有一次姑父顺路回家，将一枚红五星和一张与贺龙的合影交给堂姑，叫堂姑保存好，没想到后来颠沛流离弄丢了。自那以后，堂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姑父。大约几个月后，姑父离世的消息传来，堂姑以泪洗面达半年之久。幸好有5岁的女儿相伴，否则，不知会是什么结果。　　姑父不是被敌人杀害的，而是内部错误认识被害，这其中的原委在上世纪80年代编写的《兴山县党史》中有详细的说明。　　在姑父没有洗刷冤情前，堂姑一直戴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在那年月，生活是何等的艰难，不言而喻。最受罪的是女儿，虽嫁给了一户贫下中农，仍然受到社员的歧视。后来，在集体劳动时，胎气发动，不敢说，更不敢请假，放工后回家小产了。保住了性命，但是拖着虚弱的身子继续“上工”劳动。不久，堂姑的女儿就莫名其妙地去世了。　　听说女儿的不幸后，堂姑一步三拐，几乎是爬到女婿家的。她没有见到女儿最后一面，来到坟前，哭干了眼泪。几天后，亲家和女婿用篼子把她送回家中。那年春节，我的母亲去看望了堂姑，回来后心情十分郁闷。　　娘家人为堂姑争取烈士家属，向政府申诉过多次，都因口说无凭没有证据而告终，因为红五星和照片都已丢失。　　路再长也会有终点，夜再长也会有尽头，不管雨下得有多大，总会有停止的时候。乌云永远遮不住微笑的太阳！改革开放后，一批老红军为姑父作证，姑父的名字才刻在了巴东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那年春节，头发花白的堂姑到我们家来玩，带着烈属证，显得特别高兴。一个千斤的帽子戴在头上，现在被取下来了，谁能不轻松愉快呢？这次堂姑玩到元宵节后才回去，这家接去玩两天，那家接去玩三天，他们全然把堂姑当做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但不管在哪家玩，堂姑还是在我家过夜。几乎每个晚上她都是抱着烈属证入眠，眼里噙满泪水，早上眼角还有泪痕。她走后，母亲洗枕巾时，发现泪痕斑斑，黯然泪下。　　这次回去后，堂姑就再也没有来过。娘家人也没有因姑父成为烈士而受到优待，仍旧是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几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令人感慨万千。堂姑没有留下一男半女，也没有给我们带来富贵。但她一直视我们为亲人，我们对她也不薄，这比什么都好。不是吗？　　人间有爱，爱在人间。爱是人间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