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中曾一度将矛头指向孔教，所以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新文化运动强调的是要“打倒孔家店”，这种错误其实在各大教材中屡现不鲜。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是“打孔家店”，而非“打倒孔家店”，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仅仅差了一个字，意思其实完全不一样。
  　　一、各版本教材对“打倒孔家店”的表述
　　“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教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概念。对此，各版本教材都有相关的不同表述。岳麓版教材表述如下：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同时，对以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维护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竖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打倒孔家店”实质上是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文化传统的全面清算。
　　北师大版表述如下：
　　新文化运动还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猛烈抨击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旧礼教、旧道德，揭露儒家学说的危害性，并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人教版表述如下：
　　新文化运动还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抓住旧道德为封建政治服务的本质，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孔教与共和……存其一必废其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有人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人民版表述如下：
　　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尊孔复古的思想逆流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比较这四个版本教材的表述，可以看出，岳麓版和北师大版的论述较为接近，都认为“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提出的观点（也应该可以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中几乎所有倡导者的观点）；而人教版的论述是“有人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并不是所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都提出要“打倒孔家店”，而是其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提出而已，至于是哪些人，人教版教材没有表明；人民版根本就没有提到“打倒孔家店”的观点。这些表述中究竟哪个最为恰当呢？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认为四种版本的论述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最恰当的表示应是：提出了“打孔家店”，而不是“打倒孔家店”的主张。
　　二、“打孔家店”的提出
　　“打孔家店”的提出源于吴虞和胡适的一次对话。1919年吴虞到北京拜访胡适，期间吴虞说起了非儒反孔的问题，当时胡适正在读《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这一章，借助这个“打”字，胡适随口说了一句“打孔家店”。1921年6月《吴虞文录》出版，胡适于同年6月16日写了《吴虞文录序》一文，其结尾写道：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两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锤碎，烧去！
　　我向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
　　这一件事，在吴虞的《文录》中也有记载，他在1924年答《晨报》记者问时说：
　　我的《文录》，皆民国以来的笔记，略加删削，不过随便发表意见，非敢言文，本一无系统之作。来京时友人为录成一册，胡适之先生为撰序，介绍付印。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浅陋昏乱，我原不必辞。不过，蔡孑民、陈独秀、胡适之、吴稚晖他们称许我皆谬矣。
　　通过这两段材料，可以看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提出的是“打孔家店”，而不是“打倒孔二、“打孔家店”的提出家店”，而且只是在闲谈之间，借用《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中的一个戏言。
　　三、“打倒孔家店”的以讹传讹
　　1979年，在一次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小型座谈会上，彭明先生指出：《新青年》等报刊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虞等代表人物的论著，都没有“打倒孔家店”的记载。与此相近的是胡适《吴虞文录·序》中的《打孔家店》。但二者显然是不同的。后来韩达先生发表《“打倒孔家店”与评孔思潮》《(百科知识》1982年第11期)，杜圣修先生发表《关于“打倒孔家店”若干史实的辨正》《(文艺报》1989年9月16日)，都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并不存在“打倒孔家店”的说法，认为它是胡适《吴虞文录·序》中“打孔家店”错衍而来。北京大学教授王东先生也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既然，“打倒孔家店”并不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那么它又是怎么出现的呢？对此，学界比较普遍的说法是1936年由时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宣传部长的所提出，北京大学教授王东先生论证过：“‘只手打孔家店’这个提法，经过30、40年代陈伯达等人加工改造，变成了‘打倒孔家店’的提法，并开始被曲解夸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
　　陈伯达在《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上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在涉及对孔子及儒学的态度上，他说:“五四时代一批思想界的人物：如‘打倒孔家店’，‘反对玄学鬼’，在考古学上推翻传统历史的这一切老战士，我们都应该重新考虑和他们进行合作。”“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批判。”而且在其后发表的《论新启蒙运动》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以《新青年》为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群众的姿态，向‘中古的’传统思想和外来的文化，公开宣告了反叛。‘打倒孔家店’，‘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提倡白话文’———这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口号。”在这里，陈伯达把“打倒孔家店”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并将其列在首位。
　　通过上述对历史文献的初步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胡适最早提出的是“打孔家店”，而不是“打倒孔家店”，后者应是对“打孔家店”的讹传。比如，陈伯达1937年发表的《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将胡适评价吴虞的话语加以渲染。“吴虞———这位曾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双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却是最无忌惮地,最勇敢地戳穿了孔教多方面所掩藏的历史污秽。”
　　而这明显引用错了两个地方：第一，将“只手”错引为“双手”；第二，将“打孔家店”错引为“打倒孔家店”。
　　四、结语
　　在汉语里，“打”只强调动作，“打”它一下子，哪怕是一阵子，也不一定会倒下。而在“打倒”这个词中，“打”只是一种方式，关键是“打”后的结果“倒”。在这里，胡适的一个“打”字，只是用来表明他对“孔家店”的些微不满和对吴虞的支持，而不是胡适对儒学的全盘否定。所以，“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而陈伯达等人有意或无意地将其错误引用，使得胡适提出的“打孔家店”这一戏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造成了关于新文化运动中这一问题的以讹传讹。对此，北京大学教授王东先生有一段评论：
　　细致地分析起来，从胡适的原来提法，到陈伯达的后来的概括，至少发生了五点微妙变化：一是从一句幽默戏言，变成了理论口号；二是从胡适对吴虞的介绍，变成了胡适本人的主张；三是从五四后期的个别提法，变成五四时代的主要口号；四是从胡适个人的一个说法，变成了整个五四运动的理论纲领；五是从“打孔家店”变成了“打倒孔家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