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时代 飞鸟文化的中心是佛教,逐渐佛教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飞鸟时代之后的奈良时代佛教更加兴盛,日本大兴佛教事业,许多著名的寺庙都建立于这一时期,而且随着佛教宗派的不断传入,日本佛教宗派也非常多,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奈良六宗”。
佛寺的兴建
在迁都奈良之际,有些原来的大寺被迁往新都,如元兴寺、兴福寺、大安寺、药师寺等。但这还远远无法满足统治者的需求,他们大肆兴办佛教事业。奈良时代由国家兴办的佛教事业中,最著名的当推东大寺和国分寺的兴建。
东大寺及其卢舍那大佛像是由圣武天皇于740年发愿,于743年开始兴建的。圣武天皇建东大寺和大佛的目的是为了依赖“三宝之威灵”,祈求天下太平,国家富饶繁盛。在兴建东大寺和巨大铜佛像的过程中,花费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动用了举国的财力,又号召民众自愿出力支持。751年大佛殿建成,翌年4月,由朝廷主持举行盛大的大佛开眼供养法会。
所谓国分寺即是设在各国国都的寺院,有比丘住的国分僧寺和比丘尼住的国分尼寺。它的兴建实际上是效仿中国,修建国分寺的步骤,大致分为如下三步:第一步是737年3月,诏令每国造丈六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和左右配置的菩萨两躯。当时虽然还没有国分寺的名称,但因这个释迦像可以认为是国分寺的主佛,所以此举当是修建国分寺的先驱。第二步是740年6月,令每国抄写《法华经》十部,修建七重塔。这是以《法华经》第四《法师》第十为依据的,实际上就是国分尼寺的前驱。第三步是741年2月,诏令各国设置僧尼两寺,僧寺置僧20人,名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尼寺置尼10人,名为“法华灭罪寺”。前者是根据《金光明最胜王经· 四天王护国品》第十二所说,为的是消除国家的灾祸,祈求四天王保护;后者主要是为了比丘尼灭罪行善使诵《法华经》而修建的。国分寺在建造中并不顺利,由于各地政府在饥谨、疫病流行之后,财力不足,民力疲敝,建寺造塔工作进展缓慢。直到770年,这一造寺工作才基本结束。实际上,有些地方的国分寺并非新建,只是旧寺的利用或改造。
都城奈良的东大寺与地方上的国分寺之间,在组织上并无上下所属的关系,但因为东大寺在中央,由天皇组织修建,而国分寺在地方,由国司监造和监管,所以不仅在佛教信仰上存在密切关系,而且在形式上也有上下所属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东大寺也称“总国分寺”。
奈良时代的寺院分为国家的大寺、国分寺及属于私人寺院的“定额寺”、普通的私寺等。国家的大寺,是据历代天皇和皇室成员“敕愿”建造的,也称为“御愿寺 ”,如称为“南都七大寺”的东大寺、兴福寺、元兴寺、大安寺、药师寺、西大寺、法隆寺。“定额寺”是为定额所限而得到朝廷承认的大寺,是由官吏或贵族修建的,其管理和维修需由国司和造寺施主共同负责。
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天皇、政府和贵族的施舍,包括土地、封户、奴婢及财物等。如749年,东大寺兴建接近完成时,天皇施给东大寺垦田100町,不久又诏定垦田限额可达4000町,前后施封7500户,另施给奴婢达400多人。
佛教宗派的传入
奈良时代,随着中国佛教宗派的不断传入,逐渐形成了六宗: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佛教史上称之为“奈良六宗”,相对于平安时代的京城(今京都),又称“南都六宗”。奈良六宗与平安时代以后出现的诸宗相比,更注重经典学问的研究。僧侣常兼数宗之学。
三论宗以主要研习龙树《中论》、《十二门论》、提婆《百论》三部佛经而得名。起源于印度,后由鸠摩罗什传入中国。至隋代的吉藏而集大成。625年,吉藏的弟子高丽僧人慧灌将三论宗传入日本,后由法隆寺的智藏、大安寺的道慈发展成为日本古代佛教的重要宗派。
成实宗研习印度诃梨跋摩所著《成实论》,依附于三论宗传入日本,在日本未成为独立的佛教宗派。
法相宗亦称唯识宗、有相宗、慈恩宗等,由唐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主要继承古印度瑜伽行派学说,所依经典据称为六经十一论。653年,道昭入唐从玄奘学此宗,归国后以元兴寺为中心传法,为法相宗第一传。658年,智通、智达乘新罗船入唐,也师从玄奘学法相宗,回国后亦在元兴寺传法,为法相宗第二传。第一、二传又称南寺传。703年,在日本的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奉敕入唐,从智周学法相宗,归国后弘传此宗,为法相宗第三传。716年玄昉入唐亦从智周学法相宗,为法相宗第四传。第三、四传又称北寺传。
俱舍宗主要研习印度世亲著《阿毗达摩俱舍论》,道昭、智通、智达、玄昉等人将法相宗传入日本时同时传入,它是法相宗的附宗。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因唐时创始人法藏受赐号“贤首”,故又称贤首宗。736年,唐僧道璇将华严宗章疏传到日本。740年新罗僧审祥到日本宣讲宗义,传法于日僧良辨,以东大寺为根本道场,开创了日本的华严宗。
律宗以研习及传持戒律为主,以《四分律》、《梵网经》为宗义。天武天皇时归国首传,736年唐僧道璇抵日宣讲戒律。754年抵日,于东大寺设坛传戒,继而又创设戒坛院。鉴真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于759年创建唐招提寺,为该宗的总本山。
综观奈良时代的佛教,有如下特点:在国家直接控制之下,被作为镇护国家的要法。与政治关系比较密切,僧侣染指政治,朝廷对僧侣待遇优厚。寺庙均建于城市中,被称为“都市佛教”。追溯此时期形成的奈良六宗的起源,其主要传人几乎均为留学僧或渡来僧,因此各宗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佛教宗派具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其教相判释、教义戒法几乎是原原本本从中国引进,并无多大发展。奈良佛教的制度逐步完备,从僧官设置、僧位授予、僧尼的品行衣食住行等均有详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