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德太子 　　佛教传入日本后，飞鸟时代开始盛行，甚至成为其文化中心。佛教之所以能够在飞鸟时代中如此盛行要归功于一人，就是圣德太子。圣德太子为佛教艺术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做出的贡献十分重大，他通过颁布《十七条宪法》、修建寺院等日本民众逐渐接受佛教文化。
　　佛教的传入
　　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记载，百济圣明王与大和苏我稻目事前计划，于538年向大和朝廷派使者，带去了佛像、太子像、经纶，是为佛教的最初传入，此为一说。另一说根据12世纪史书《扶桑略记》的记载说，552年大陆移民司马达等首先在大和坂田原建草堂供奉佛像，此乃佛教传入日本之始。
　　佛教在传入日本之初，信奉者只是限于一部分人，并没有扩大到很大范围。自从钦明天皇13年佛教正式在日本传播以来，围绕佛教问题由苏我氏和物部氏所代表的开明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就一直没停过。直到推古天皇即位后，皇太子圣德太子担任摄政，佛教才迎来了最初的黄金时期。
　　圣德太子对佛教传播的推动
　　圣德太子（574-622）本名厩户皇子，其祖父是最初迎来佛教的钦明天皇，母亲是苏我氏的穴穗部间人公主，可以说，太子是日本最早崇佛派的直系后裔。圣德太子自幼受到大陆思想文化熏陶，师从高丽僧人学习佛教的知识，信奉佛法，笃敬三宝。作为日本皇室一员他自然意识到连东方大陆上的印度、中国、高丽、新罗、百济等国都是佛国圣土，为什么日本不能引进佛教？当然，圣德太子积极地推崇佛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日语论文，他当时之所以推崇佛教，旨在用佛教教义教化人民，使国家脱离政治纠纷，以求励精图治，国家安宁。
　　圣德太子登上政治舞台时，当时日本国内政治正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当时，中国隋朝正处于崛起时期，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不安，与日本的联系也急剧恶化。国内，氏姓、部民制度各种弊端一一显现，以苏我氏为代表的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势力单薄。尤其是7世纪初数次征讨新罗的计划，或以失败告终，或者中途折腰，使得圣德太子严重地意识到革除旧弊、开创新风的迫切性。
　　圣德太子基于“世间虚假，唯佛是真”的谛念，在摄政不久，便借助天皇诏令“兴隆三宝”，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十七条宪法》在第二条提倡“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日语毕业论文，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其意思是说佛教是一切有生命物体的最后依托，是万化终极规范，无论何世何人没有不尊崇佛教的，佛教能把极恶之人教化归善。他希望通过佛教和儒教等思想来实现他要建立一个国泰民安国家的政治理念。他强调贵族之间应以和为贵，对佛教要崇敬，对天皇要服从这一思想。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以道德训条的形式，号召日本臣民“笃敬三宝”，这一形式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地推动影响。
　　作为虔诚的佛教信徒，圣德太子创建了7座寺院，在他的推动和作用下，朝廷内外佛风渐盛，出家造寺成为时尚。至推古32年“有寺46所，僧816人，尼569人，并1385人”。
　　圣德太子在积极提倡修建寺院的同时，还潜心探讨佛教教义。他还亲自为君臣释讲佛经，上至天皇、诸王、王女，下至平民百姓都是太子讲经的观众，同时又撰成《三经义疏》。所谓《三经义疏》，是三部佛经注疏的合称。据《上宫圣德太子传补阙记》，三疏的撰年依次为：《胜鬘经义疏》（611年）、《维摩经义疏》（613年）、《法华经义疏》（615年）。
　　圣德太子视当时的中国隋朝为“礼仪之邦”，为了使日本能够接受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在他摄政期间，多次派遣使者到中国隋朝，恢复与中国断绝百余年的国交。于607年派小野妹子出使中国，求取佛经。第二年再次派遣小野妹子出使中国时，还带了一批留学僧。由此可见，入隋学法是圣德太子外交改革的重大决策，此举直接对后来的大化革新奠定了基础，为解读和吸纳先进文明打下良好的基础。
　　622年圣德太子因病在斑鸠宫离世。此后20余年，日本开始了新的历程即“大化革新”。大化革新一方面继承圣德太子未竟事业以大陆文明为样板改造列岛旧观，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完成国家统一；另一方面得益于留学人员的加盟，即留学隋唐归来的僧人。这一举措使得日本佛教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大化革新虽然不是圣德太子直接发动的，但是蓝图是他设计的。圣德太子对日本文化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引进先进的大陆文化，更重要的是丰富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为解读和吸纳外来文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