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町人 　　日本町人阶级是日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级，他们其实是都市工商业者。他们以工、商、贸为业，拥有雄厚的财力，甚至以此凌驾于日本武士之上，这就不难解释町人后来会成为冲破封建统治力量之一。那么，日本町人阶级最初是怎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 　　1.町人阶级的形成 　　所谓町人，从字面意义上讲，即住在町里面的人，町人一词在平安朝（794-1192）前期就已经出现，那是用作平安京（京都）的一种区划单位的名称。而町人一词则出现于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当时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家政权在镰仓建立，京都以行商为主的东西集市萧条，出现了代替集市而以店铺买卖为主的商业区和坐商，坐商们的居住地和店铺营业地也开始被称作町或町屋，故而住在这种町或町屋的人们便成最早的町人。亦即是说最初的町人是指与行商相对的坐商。町人在13世纪初也出现在幕府政权的所在地镰仓，并有了正式的称谓。 　　在镰仓时期不仅町人、商人有别，而且由于当时手工业者和商人处于一种尚未分化的状态，此时的坐商和行商也包括部分手工业者在内，因而无论是以坐商为主的町人，还是被成为商人的行商，都还未形成一个具有社会身份的独立阶层，尤其是手工业者此时还处于既未脱离农业也未形成独立行业的状态，而町人阶级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手工业的发展及其行业的形成。 　　日本手工业发展并形成行业是在室町时代（1336-1573）中期以后，经过南北朝（1333-1392）战乱，经济作物广泛普及，土地的产值大大提高，人们对商品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和多样化，从而促使手工业生产在造纸、制陶、酿酒、榨油、制漆、金属铸造、木材加工以及纺织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这一系列的手工业的发展，使各地城镇、村庄出现了专门从事某一工种的职人（工匠），而当时的工种已达七八十种之多。这些职人为确保工作场所和市场尽管依然从属于社寺等，他们依据行业的不同组成各种座，逐渐开始摆脱对官衙、贵族和寺院的依赖，拥有了自己的作坊和生产工具，独自接受社会的各种订货，收取加工费或自主生产可直接上市的商品，从而形成职人，即手工业者阶层。 　　在室町后期的战国时代（1491-1568），战国大名为增强自己领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推行了领国统一和一元化经济政策，纷纷在自己城郭的城下建造作为其政治和经济据点的城下町。 　　战国大名为建设和繁荣城下町，一般采取如下做法： 　　第一，将直属武士团以及原在农村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经济实力的地侍集中到城下町，使武士脱离农村以便于统制，同时将地侍的财富连同其消费市场吸引到自己的控制之下。 　　第二，将拥有技术的手工业者、流动性较大的行商以及不属于传统商会——座的新兴商人集中到城下町，为其提供军需、消费物资和发展城下町经济。 　　第三，不少大名在自己的城下町内，实行所谓的“乐市”、“乐座”政策，免除市场税、商业税，以吸引更多的工商业者来城下町定居。 　　这样，不仅工商业者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城下町，而且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生产和物资、各种集散市场和流通物资也向这里聚集，使得城下町逐渐成为各领国的军事、经济和交通中心，从而产生了城下町人。 　　城下町人的繁荣和发展为近世城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为工商业者以町人身份成为其主要居民准备了条件，但是町人作为一种阶级身份正式确立，则是在织丰政权建立之后。 　　织田信长在群雄争霸中初步取胜后，为建立以自己为最高统治者的新的集权统治，强制推行兵农分离、检地和一国一城政策，不仅命令家臣团聚居城下町，实行专制君主式控制，而且通过检地和令地方豪族武士移居城下町，使各地豪族领主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失去对织田政权的独立性，加速了武士和农民的分化。与此同时，对城下町的町人采取优厚政策，免除商人的市场税和杂役负担，奖励商人在城下町定居和开展自由贸易；打破旧的社会关系，规定在安土城下町本地人和外地人平等，允许改变和断绝原有的主从关系和亲属关系，废除连坐制法等等。 　　这一系列政策的推行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和掌握町人的财力技术，但客观上促进了町人的成长以及提高了町人的地位。 　　在织田信长的基础上，为强化自己的统治，进一步加大了兵农分离的力度，并且进而实施商农分离政策。他在颁布旨在取缔民间武力，使百姓（农民）专事农业的《刀狩令》之后，又颁布《身份统制令》，第一次以法令形式从身份上将武士和农工商、农民和町人明确地加以分开。该法令规定了各职业阶级之间（除了职人和商人之间外）不得互相流动和变更身份界限；严禁“奉公人、侍、中间、荒子”等大名的家臣和下级武士改做町人或百姓；百姓不得舍弃田地而从事买卖或外出做工，不准移居城下町；作为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町人，既不能擅自改变职业，也不能随意雇佣乡下的百姓；即使所在地的领主大名更换了，农民也不许擅自离开原乡村，而武士和町人则允许随从主君迁移，集中住在大名的城下町。 　　这种旨在兵农分离、商农分离的身份统制法令的实施，一方面使原来城下町众中的地侍阶层或上升为武士，或下降为百姓成为农村统治基层的庄屋、名主，或固定为町人身份；另一方面将原来按业种不同而聚于城下町的职人町和商人町中的职人和商人明确地固定为町人身份。 　　由此，町人作为一个区别于武士和农民、具有自己独立身份的职业阶级终于形成了。 　　2.町人阶级的成长 　　德川幕府（1603-1868）成立后，为建构新的封建统治体制——幕藩体制，将上述丰臣秀吉旨在兵农分离和商农分离的身份统制政策，推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即德川幕府不仅将以职业不同划定身份阶级的做法之争从制度上加以固定，而且根据朱子学的名分论即“人有四等，曰：士农工商”的理论使不同职业具有等级身份，在制度上规定了町人的社会地位，大大加强了其等级尊卑的色彩，为幕藩统治体制奠定了基础。 　　在集权机制方面，因德川幕府是一种军事独裁的政权形式，幕府将军掌握着全国的军政大权，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占全部领地30%的土地，控制着江户、大阪、京都、长崎、博多等重要城市，具有制定、颁布实施法律，没收、转封、减封诸藩领地和监督诸藩施政的权力。 　　作为强化集权的重要措施，幕府实行了参觐交代制度，即为了加强对地方诸藩的控制，规定诸藩主定期到江户参谒将军，并交替居住于江户和本藩，除关东地区的谱代大名每半年参觐一次而外，一般藩主均一年在江户，一年在本藩，交替居住。 　　这种制度不仅使江户人口不断膨胀，而且迫使大名及其家臣要花费庞大的费用来支付参觐途中的旅费，维持他们在江户的生活以及自己领地藩政机构的费用。为此，他们不得不将领地农民缴纳的年贡米通过商人换钱使用，以致发展到不依赖町人（商人）就难以维持生活的地步。同时，成为支撑幕藩体制经济基础的缴纳年贡米制度，也是町人获得迅速成长的有利契机。 　　幕藩体制下领主阶级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从领地农民手中征收年贡米，即对于武士阶层来说，可供征课的产业就是他们的领地。领主们把征收上来的年贡米的一部分用于武士阶级自己的口粮，剩余部分则要换成货币用于购买其它必需品和领内财政开支，其中相当部分要用于上述的参觐交代费用。 　　生活在城下町的武士也是如此，他们仅靠领取的俸禄米根本难以维持生活，必须要把相当部分俸禄米先换成货币，然后再购买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武士不能直接经商，只能把自己赖以生存的俸禄米也交由町人经营。 　　这样，前一时代已经兴起的货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年贡米越来越商品化，幕藩体制下的领主经济全面地卷入了货币经济之中。无论是幕府还是地方大名，都不得不启用或利用町人，在大城市设立藏屋敷作流通机构，特别是大阪，成了号称“天下厨房”的全国物资集散地，商品流通发达，商人云集。再加上幕府推行锁国政策，促使国内的制造业、水陆交通、商业和贸易迅速发展，形成了由货币经济将政治上分立的三百诸侯联在一起的全国性大市场。 　　在城市、商业、货币经济显著发展的过程中，町人利用自己专事工商业的特权，适应领主出卖年贡物资以及武士们都市生活的需要，在大阪等城市经办起了专营各藩年贡库存物资的挂屋、藏元，在江户经办起了推销旗本和御家人俸禄米的札差，利用垄断大米等物资主要来源的有利条件牟取厚利，经济实力急剧增强。到17世纪中叶后，豪商辈出，拥有的财力不仅超过了农民，而且超过了受领俸禄的武士大名。正如后来长崎出身的町人学者西川如见（1648-1724）所说，“自古町人位于农民之下，然不知何时天下自变成通用金银（货币）之世以来，天下金银财宝悉归町人所握”，而原以物物交换为基础的大名和武士阶层则因货币经济的冲击日趋贫困化，其中很多人不得不向作为两替商（经营钱庄的信贷商人）的町人借钱，以至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贷款给大名的大名贷商人，以及通过贷款从诸藩获取苗字带刀和各种商业经营特权的御用达商人，形成了新的特权商人阶层。 　　由此，町人阶级被推到了德川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主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