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中 　　韩国属于儒家文化圈这是一个很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结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韩国民主是离不开韩国人的基督信仰的，而儒家文化恐怕与韩国民主没有多大关系，这是由儒家文化和基督信仰的本质所决定的，前者强调威权和服从，而后者强调的是民主和抗争。 　　二战结束时，韩国基本上是佛教国家，并有儒教传统，人口中1％是基督徒。八十年代中期，全国约25％是基督徒，其中五分之四是新教徒，主要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友；五分之一是天主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人主要是城市的青年人、市民和中产阶级。信仰原因是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农业时代那种缺少活力的佛教对韩国人失去吸引力。基督教由于带有个人拯救和个人命运的讯息，在混乱和变迁的时代提供了一种更为可靠的安抚。 　　基督徒的兴起，对儒教传统进行了强有力瓦解。儒家本质上是崇尚权威，强调等级，强调形式（礼仪），这些与民主所赖以建立的平等自由基础是不相容的。基督信仰极度突出个人，基督徒承认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既然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赎罪的信念在他们那里也就成了对地上权威和等级秩序的蔑视。概览韩国民主化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只有儒家等级权威观念真正褪去，民主才会扎根。 　　基督教为反对政治压迫提供了可靠的信念和制度基础。一位韩国人士说，基督教意义重大，因为它促进了平等的观念，和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某种权威的尊重。儒教的威权主义和佛教的被动性被基督教的战斗精神所取代了。1974年，5位主教领导五千名天主教徒举行了反对朴正熙总统军管政权的第一次大游行。反对运动的许多主要领导人，诸如金大钟、金泳三都是基督徒，诸如像文益焕大主教和金友焕主教也是抨击军政府镇压行径的主要领导人。 　　到八十年代初，教会已变成反对政权的主要论坛。在1986年和1987年金主教和其他天主教领袖以及主要的新教组织——国民教会理事会都强烈支持要求直接选举总统的反对派运动。在与政府的冲突中，教会和教堂为人权和正义的活动提供了制度的基础，以及为分享反对意见和信念提供了公共的空间。天主教的教士、青年、工人联合会以及城市产业传教会和新教的牧师们都被卷入了政治，并开始代表反政府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汉城的敏东大教堂已经成为政治异议分子的象征性聚会地点。基督教会其领袖和其成员是在1987年和1988年实现向民主过渡的主导力量。 　　基督教精神对儒家传统的爆破是巨大的，以至于前总统金大中敢于宣称：“在亚洲，韩国是战胜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和影响、保持了自己民族特性的唯一国家……基督教精神成了新的整合力量。基督教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 　　金大中一生异常坎坷，历经苦难。在其以74岁高龄当选韩国总统前，曾遭政敌的长期迫害，包括流亡、绑架、软禁甚至判死刑。 　　1980年发生光州事件后，金大中被最高法院以“内乱阴谋罪”判处死刑。金大中当时在法庭上的一席演讲至今令人难忘—— 　　“前天当我听到要判我死刑的时候，我的心情意外地感到平静，那天晚上我睡得比平时还香。我是一个基督徒，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上帝。我相信，如果上帝愿意，就会通过陪审团来处死我，否则就会通过陪审团来拯救我的生命。 　　我确信即使我死了，民主也会在国民的手中成长。我希望民主能在没有混乱的情况下尽快到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这次重新被拘留后我读了《圣经》，使我离上帝的距离更近了，我认为这也是上帝的恩赐，我饶恕和理解把我弄到这种境地的人们。 　　另外，我还想对在座的被告们提一点希望：即使是我死了，你们也不要再进行这种政治报复，这就是我想留下的遗言。我认为，民主必将在80年代得到实现。我相信这一点。届时，为了我这个先走一步的人，也为了其他所有的人，希望你们能够做到，在这块土地上，不再重演政治报复的悲剧，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也是我以上帝的名义留下的最后遗言。” 　　上帝没有让金大中在那一年死掉。28年之后，当金大中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韩国总统后，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所说的话。掌握权力之后，金大中没有对政敌进行报复，在成为总统第4天就特赦了当年欲置其于死地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他说：两位前总统当年毕竟对韩国的经济起飞有过重大贡献，而且在产业界有广泛而深厚的联系，让他们获得自由有助于整合国家集中力量挽救经济。 　　在金大中总统就职典礼上，崔圭夏、全斗焕、卢泰愚和金泳三4位前总统在主席台上就座。这种“爱你的仇人”的博大胸怀，感动了韩国和世界。金大中的信仰深刻影响了他的执政，并改善了韩国社会的“恨”文化，也正是在爱的精神引导下，金大中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开启了南北和解的大门，并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和平奖的韩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