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 　　先秦时期，古人的“姓”与“氏”是不同的，一般女子用“姓”男子用“氏”。姓是氏的源头，氏是姓的分支。随着秦朝大一统的实现，姓氏文化发生了变化，由“姓氏双轨”过度到了“姓氏合一”。 　　汉代为什么重名多？ 　　皇帝也重名，普通大臣就更多了。比如说，汉成帝一朝，既有丞相王商，也有大司马王商，都是外戚。只不过，丞相王商，是宣帝舅舅的儿子；而大司马王商，是成帝的舅舅，而他们两个的家族，却是死对头（虽然没有同时为官）。这两个职位都位极人臣。最终，比较正直的丞相王商，被大司马王凤（另一个王商的哥哥）搞小动作下狱，王商气得三天之后就呕血而死了。 　　而大司马王凤，和他的弟弟们（包括王商），都是“一日五封侯”的主角，一时震惊朝野。王氏外戚的力量，主宰了西汉末年的整个政局。并且，王氏家族的王莽篡位，导致了西汉的灭亡。这时，又要提到另一个王凤了，绿林军的首领。 　　就在王莽一朝的天凤四年，王凤与王匡等领导了饥民起义，史称绿林军。王凤等人拥立了自己的皇帝刘玄（即更始帝）。 　　而王匡，更牛。王莽朝中的太师王匡（三公之一），就是出兵剿灭绿林的主力部队的主帅之一；后来，太师王匡的任务就是镇守洛阳。而此时，绿林军的王匡已是更始帝的定国上公了，他的任务就是攻打洛阳。 　　一个王匡攻、一个王匡守，攻城的王匡擒住了守城的王匡，更始帝的王匡打败了新朝的王匡——更始帝进驻洛阳。后来，洛阳也成了东汉的首都。 　　这么多同名的，都眼花缭乱了吧？为何会出现这么多重名？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大姓很集中，而且，皆以起单字名为尊贵，重名率自然很高。更重要的原因是，裙带关系葳蕤纠缠，互相通婚、联姻、各种亲戚关系，不管是在朝的、在野的，永远是那几个大家族在一起谋事；大家是对立、是斗争。日后，东汉出现了更多、更大的利益集团，豪强的祸害终于爆发。 　　“姓氏合一”的汉代 　　秦汉以来，姓氏合而为一。《通志·氏族略》载，“秦灭六国，子孙该为民庶，或以国为姓，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由此始……兹姓与氏浑为一者也。” 　　汉代对姓氏制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措施，就是实行“编户齐民”，对每家每户进行人口登记，标明居处、姓氏，便于征纳赋税，进行管理。这样，就使全国百姓，家家户户都有了自己的姓氏，是中华姓氏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大措施。 　　鉴于汉代姓氏制度的重大变革，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首次使用了“姓氏合一”的记述方法。在《史记·本纪》中，于曰：“姓赵氏”，于汉高祖曰：“姓刘氏”。所以清代大学者在其《日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明确点出了“姓氏合一”始于西汉这一重要的历史史实。清代另一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姓氏篇》中也说：“战国纷争，氏族之学久废不讲。秦灭六雄，废封建，虽公族亦无议贵之律，匹夫编户，知有氏而不知有姓久矣。汉高祖起于布衣，……亦不言何姓，以氏为姓”。因而自汉代以后，姓氏合一，“遂为一代之制。” 　　“姓氏合一”，是中华姓氏史上一个重要转折，是姓氏史上的一大飞跃。其意义在于： 　　一是姓与氏二者可以通称共用，姓即氏，氏即姓，姓氏已失去文化内涵和功用上的区别，使先秦时数量庞大、来源多端的“氏”融入了姓的范畴，极大地丰富了中华姓氏。二是每一个宗族、家庭都有了自己固定的姓氏，子子孙孙世代相承，不必像先秦那样变来变去，使中华姓氏具备了世代传承的持续性和人人皆有的普及性。三是取消了姓氏专属贵族阶层的特权，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有姓氏，不再像先秦那样，贵族有姓有氏，平民有名无氏。使姓氏成为社会个体与生俱来的第一标志，日常生活和社会场合通用的信息符号。极大地拓展了姓氏的使用功能和实用范围。四是“姓氏合一”有利中华姓氏的延续传承，正常发展，故而留传至今，永葆青春。中华姓氏至此形成了完整文化体系。刘汉王朝为我们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既是汉文化的珍品，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