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元宵 　　有明一代，上元节的表现，最主要的是张灯，设鳌山，放烟火，其次有“赐百官元宵”之举，所以明朝时候，已经很普遍的称呼上元节为“”。 　　本来，上元张灯设鳌山放烟火之风，在唐朝宋代已初具规模，但在明代此风为尤盛。洪武帝朱元璋既然平定天下，就曾令百官庶民尽量的在上元之夜来赏灯，同时“大弛夜禁”十日，这做法对其后来各朝有相当大影响。 　　据成祖实录记载：“永乐十年元宵节，赐群臣宴，纵观鳌山三日。户部尚书夏原吉侍母来观，上闻之赐钞二百锭。”又载：“永乐十二年元宵节夜，上御午门观灯，宴群臣进诗，命翰林第高下，赐钞有差。”可见当时元宵节之热闹，已经成为天下太平的突出表现。 　　孝宗弘治十三年时，工科给事中张文曾奏请罢上元烟火，其上孝宗之疏云：“近日太监李兴，有灯节烟火之请，伏蒙圣上参酌旧典，以三分为率，命减去分半，兴复奏止减一分，夫以李兴导欲献谀，为圣德累，而当国计者复不能一争之，臣不知其何以为心？况今年吴楚徐淮，巨浸滔天；山陕亢旱尤甚，军需百出，民力告竭，虏患虽宁，窥伺未已，加以云南思陆之为变，而广西猺獞之贻患，荆禁流民之啸聚，虽以江西腹里之地，而群盗白昼公行劫夺，万一一方有急，四面皆从其忧，盖有不可言者，岂可谓天下无事，而可以恣宴乐乎？臣请今次上元鳌山烟火及百官筵宴俱乞停免，以其费给军饷，使天下晓然知陛下心在忧民足国，而不在於崇侈纵欲，则人心安于内夷狄畏于外，百官象于朝。子孙法于后，是撙节于一身者甚微，而恩及于天下四方者甚大，窒过于一时者甚小，而培养于天下后世者甚远也！”此疏递交皇帝后，孝宗不以为然，仍令减半成造。从这一篇请罢烟火鳌山的谏言，我们一方面可以知道这种度上元的方法----鳌山燃放烟火，在当时已引起有识之士的不满，同时也可以反证出当时烟火鳌山成造费用实在巨大。 　　即便是到了正德、嘉靖诸朝，此风依旧盛行。万历（十三年），山东道御史丁此吕也曾上疏请罢鳌山，奏疏中有谓：“宜撤鳌山之灯，止寿宫之阅，停磁器之制，节织造之工”等语，当时内监曾传：“元宵节乾清等宫设鳌山等灯，”礼科给事中王士性上言曰：“四方守臣所奏，洪水岁祲，营垒火光，灾异纷如，而慈宁又有此变（案“慈宁宫”于本年上元节前被焚）正宜修德消弭，安得复恣于乐？宜一切报罢！”神宗允诺，故在当年的上元节停灯一次。 　　总之，明代此风极盛，虽然继承于宋朝而远胜于宋朝也。想起明代曾有人作“西厂观烟火”诗云：“晚直郊原月未斜，升平乐事览繁华；九边鹿静平安火，上苑春催顷刻花！跋浪鱼龙烟似海，劈空雷电炮为车；归途尚有余光照，一路林峦映紫霞！”可略见当时上元节之大概情况也。 　　因此，近代有史学家认为，在历朝帝王中，以明朝朱姓皇帝对元宵节最为看重，并极度嗜好灯会，可以说，中国古时的正月花灯就数明朝闹得最欢了。 　　有史载，建都应天（今南京）后，为庆贺当年的元宵节，他招徕天下富商，放灯10日。当时的南京城内盛搭彩楼，并在秦淮河上燃放水灯万盏，一时蔚为大观。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北京东华门辟两里长的灯市，从正月初八起，至十五达到高潮，十七日结束，每晚花灯、烟火照耀通宵，鼓乐杂耍喧闹达旦。《明会典》就记载了这样的情况：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诏令，元宵节自正月十一日起给百官赐假十日，以度佳节。《帝城景物略》也记述了明朝京师从正月八日至十八日，东华门外有“灯市”，“贵贱相还，贫富相易贸，人物齐矣。妇人着白绫衫队而宵行。……富者灯四夕，贫者灯一夕，又甚贫者无灯。” 　　热闹是热闹了，问题是政府如此大张旗鼓、大力支持的灯会，花费几许呢？ 　　据折算，搭鳌灯（元宵节用彩灯堆叠成的山，像传说中的巨鳌形状，宋、元时始）的费用已逾千金，已非一般富裕人家可比拟。灯市的穷极奢侈，在明朝屡见不鲜，不惟京师，诸如金陵、绍兴等地，莫不如此。难怪明朝有那么多的大臣要直谏皇帝，尽快取消鳌山灯会了。 　　在我们今天看来，庆贺元宵无过，但过于奢华浪费就不好了。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经济不很景气，民众生活较为困难，加上各类杂税过于繁重的情况下，就更加不应当挥霍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