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针对文学远离生活、充满陈辞滥调的状况，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1917年1月1日出版）发表《文学改良争议》一文。胡适认为，文学改良应从8个方面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欲语。他提出要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正宗。在谈及文学内容时，胡适认为真正的文学应“实与今日社会之情状”。 　　该文与后来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檄文。 　　在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项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在文中大力提倡白话文，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他于1918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八项主张归纳为四项原则：一曰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曰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样说，就怎样说。三曰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曰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此外，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提出要用一种新的文学史观，打倒古文学的正统，建立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另一方面要用向来被文人轻视的白话作为一切文学的唯一工具，创造中国的文学。 　　陈独秀则于1917年2月号的《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