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服饰 　　唐代服饰有它自己的时代特色，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反映在它的军事力量上，还表现在它的文化传播上。唐朝服饰对外域少数民族的影响就是十分巨大的。 　　据《资治通鉴》记载：“是时中国强盛，自开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间阎相望，桑麻翳路,富庶者，无如陇右”了唐朝派往匹域行使行政权韵官吏，戍边的军队外，还有不少中原投人移居西域。塔拉斯河畔恒罗斯城向南十余里有一小孤城，玄奘曾亲见这里有3余户被究蹶人攘去的中国八自建的居所。 　　这些移居的汉人，在7世纪上半叶，尽管服饰已经完厥化，而语言生活习惯却仍保持着中原的风尚。在楚河流域的碎叶城，向西几百里“有小域三百，本华人，为突厥所掠，群保此，尚华语。”可见当时在西域的中原移民数量不少，大诗人李白便出生在碎叶城。 　　另一方面.西域诸国也有大批移民侨居内地。他们在带来异域文化的同时，也深受中国文物、典章制度的熏染，因而多数成了华化薯胡”的—部分。他们采用汉姓汉名，熟悉汉文汉字，习用l唐式衣冠，沿袭唐朝礼仪。这些人员的往来杂居，无疑促进j了服饰文化的交流。 　　公元641年，唐朝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入藏，带去了大批先进的中原文化。松赞干布为了展现“汉藏一家”的理念，还穿了赠送的袍带，成为第一位穿汉族服装的吐蕃赞普a松赞千布对娴雅的仪容十分仰慕，特别是文戚公主侍从之众多，嫁妆之丰厚，礼节之繁缛，让松赞干布惊叹不已。 　　在中原华美的丝织品和衣饰文化的影响下，松赞干布自行去掉了毡裘，改穿绢绮，井接受文成公主的建议，通告国人革除“赭面”之俗。据《新唐书·吐菩传》记日：“公主恶国^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自褫毡痢，袭纨绡，为华风。”金城公主同墀德祖赞联姻时携带的锦帛有数万匹之多，车马载运，络绎于途。 　　两族民间贸易中，丝绸织物也占了很大的比例。通过服饰文化的“互动”，吐蕃的纺织工艺水平迅速提高，服饰汉化情况明显。安史之乱后，原来驻防在河西、陇右、河湟地区的唐朝军队内调，乘机占领了这些地区e当地汉族人数多达百万，其中仅河西地区三地就有34万多户，自吐蔷占领该地区后，当地相当—部分汉旗便融会于吐蕃，但汉人服饰大多来改：据《旧五代史‘外国列传第二》记载：“……陷吐蕃刊、，其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亦载日：“……陷虏者子孙，其言语艘，而衣服犹不改;”汉人服饰不改‘加之人数超过吐蕃，也使吐着眼饰汉化成了一种趋势据文献记载，早在仅元康时龟兹王绎宾就曾醉心千中国文明-乐汉衣服制度;时至唐代此景更胜。从维吾尔族先民们的壁画上我们能够十分清晰地看到这种情形。龟兹妇女的服饰以紧身束胸的长裙为特色。 　　发式花样繁多且头饰花蔓较大，双丫譬、朝天髻、飞天髻等，鬓插花饰。妇女颈间多佩带五彩骨珠，腕间多戴环状彩镯，臂上戴臂环，璎珞披身。不仅如此，唐服还影响了龟兹佛教艺术中的服饰，特别是菩萨的服饰。在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中我们看到，菩萨的装束华丽庄严，首戴宝冠，两耳饰琐，手贯环佩，身披璎珞，下着红裙，在曳飘带，锦巾斜披，姿态优雅，唇澜颐丰。既有来自印度和西方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有浓厚的地方民族色彩。艺术家们把菩萨描绘成形形色色普通人的样子，特别是以现实生活中女性形象为模特，大肆渲染和美化。 　　只见菩萨或交脚而坐，或扭腰出胯成s形曲线(即三道弯)，不媚不妖，陶醉在佛摇叶。司知，唐代佛教菩萨造像以“菩萨赛官娃”为其特色，加之服饰风搭，唐中原女子服饰形象在龟兹艺术中显而易见。回鹘由于长期与唐朝接触，大量接受唐朝赠与的物品，特别是可汗不断迎娶唐赣公主，以殛回鹘大臣、使节频频人唐，因此其服饰受汉族影响颇耀。 　　《资治遭鉴》中记载：“初，回鹃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举甚异……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汗始自尊大，筑官室，娓妇人，有粉黛之饰。”从包括服饰在内的“君臣之等不甚异”没有明显区别到后来官室妇人开始讲究“粉黛文绣之饰”，可以明显地看出大唐服饰对回鹘的影响。 　　唐时高昌对华夏亦有效仿。《通典》边防七西戒三高昌条说：“服饰：丈夫从胡法，妇女人略同华夏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集，学官弟子，“兰虽习读之，而皆为诗赋一…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大同。” 　　《文献裔考十三高昌条也说：“妇女裙襦头髻略同华夏。”由于唐代服饰文化的输出，陈陶在他的《陇西行》中不无感慨地写道：“黠虏生擒未有涯，黑山营阵识龙蛇，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