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神童诗》之类是被批判的对象。其实，如果不批判，小孩子当时也接触不到，被批判了，反而有了接触的机会。当然，也因为批判才没有认真读它，比方说《三字经》，背诵了一半就没了兴趣，《神童诗》也就记得开头几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那时的思想指导下，反正是个坏东西，花那么多精力干嘛?那个年代，很多东西都在“供批判参考”的背景下，成为知识和观念来源的一部分。如今不一样了。

　　钱文忠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讲过不少内容，《三字经》是其中之一。近日，钱文忠讲《三字经》的文字内容经较多补正后，以《钱说三字经》的书名重新出版，出版商希望我对此书谈点看法。其实，我对该书本身没什么看法，也说不出什么。逐字逐句地解释《三字经》，此类事情我以前就说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蒙学，也就是小孩子该学的内容。到了现在，变为成年人的学习对象，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悲哀。然而，《三字经》为何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为何延续使用了那么多年?后来又为何被批判?现在又为何受到重视?我们现在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三字经》等古代蒙学读物?这一系列问题倒是值得一说。

　　《三字经》出现于南宋时期，《神童诗》早一点，出现于北宋时期。就蒙学读物来说，还有更早的，例如《千字文》。我认为，《千字文》虽然最初的动议是梁武帝想给皇子们读书用的，但事实上，它并不符合蒙学读物的要求，它偏重于识字。内容方面对于儿童显得深奥，不容易记，也不容易理解，儿童读《千字文》大没多少兴趣，只有死记硬背的痛苦。当然，如果把它当成学书法的材料则另说。《神童诗》及《三字经》先后在北宋和南宋出现，有它必然的历史背景。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从理念上说，可以看成是普及教育的先驱，但普及教育成为政府推动的政策和制度，则始于宋朝。从北宋起，乡间私塾、书院，政府县学、府学、太学等教育机构的设置，形成了完整的教育系统，普及教育达到空前的历史高度，绝对领先于世界。这是造成蒙学读物开始出现和大量使用的重要原因。因此，不管是《神童诗》还是《三字经》，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视教育，告诉每个孩子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国人至今重视教育的优良习惯和传统依然根深蒂固的原因。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重视的教育的，中国也是最早实行普及教育的。这也是导致《神童诗》、《三字经》之类的蒙学读物历时几百年被人接受和使用的原因。相比而言，《千字文》更适合欧洲那样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的传统，而《神童诗》和《三字经》则贯彻了孔子“有教无类”的平民化教育传统。

　　重视教育是一回事，以什么内容来教育是另一回事。对于后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造成了后人对《三字经》的不同看法及反复，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普及教育从宋朝开始，也是有原因的。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建立，形象一点说，科举就是选拔，就是收获。但是，如果没有播种，收获就不会多。唐朝虽然也实行科举制度，但唐朝的问题之一是，科举的来源不够广泛，知识和教育被世家大族把持的现象较为严重。武则天想破除这一现象，但因没有具体播种的措施，结果也不够成功。因此，到了宋朝，为了广泛地选拔优秀的社会管理人才，教育普及就变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历史教训的结果。所以《神童诗》、《三字经》之类的蒙学读物才会在宋朝以后大行其道。如果没有广泛的普及教育，也就不会有大众化的蒙学读物。

　　要说《三字经》的内容，先讲《三字经》中的一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很早就有了，因为《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的描述而更加广为人知。但是，孟子那时候真的是“不学”吗?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孟子始终在不断地学习，不管是学丧葬、学叫卖，还是学屠宰，其实少年孟轲都是在学，而且非常好学。如果每个母亲都像仉氏那样不让孩子学习那些内容，那些职业该由谁来做呢?因此，《三字经》中孟母三迁的故事涉及到这一蒙学读物的本质：读书的目的。如果我们理解了广泛的科举制度导致普及教育的需要，那么，《三字经》中孟母三迁的故事很明显地指向了唯一的目的，那就是读书做官。《三字经》在孟母三迁故事后面紧接着说：“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究其历史我们看到，燕山五个孩子“名俱扬”，都是指考上了科举，所谓“五子登科”，其中没有一个是现代工程师、实业家、发明家之类。事实上，《神童诗》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也是这个意思，“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鲜明地表达了读书做官的理念。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