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三字经》是古人智慧结晶的经典。它言简意赅、内涵丰富，一千多字的篇幅浓缩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述了华夏大地的沧桑变化以及著名人文典故，是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经典启蒙读物。《钱说〈三字经〉》以全新的视角解读《三字经》，将叙述与道理解相结合，将关键时间、关键事件、关键道理进行全新的演绎，可谓是中国通史的浓缩版，可以作为良好家庭的必备读物。

　　我小时候，《三字经》、《神童诗》之类是被批判的对象。其实，如果不批判，小孩子当时也接触不到，被批判了，反而有了接触的机会。当然，也因为批判才没有认真读它，比方说《三字经》，背诵了一半就没了兴趣，《神童诗》也就记得开头几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当时的环境中，认为这类书是个坏东西，不值得读。

　　那个年代，很多东西都在“供批判参考”的背景下，成为知识和观念来源的一部分。如今不一样了。

　　钱文忠先生在《百家讲坛》讲过不少内容，《三字经》是其中之一。近日，钱先生结合自身近几年的思想理念、修身感悟，以深厚的功底，将《三字经》的文字内容经较多补正后，以《钱说〈三字经〉》的书名重新出版。

　　《三字经》在中国历史上是蒙学，也就是小孩子该学的内容。到了现在，变为成年人的学习内容，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悲哀。然而，《三字经》在宋朝出现后为何延续使用了那么多年?现在又为何受到如此重视?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三字经》等古代蒙学读物呢?

　　《三字经》在南宋出现有其必然的历史背景。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从理念上说，可以看成是普及教育的先驱，但普及教育成为政府推动的政策和制度，则始于宋朝。 从北宋起，乡间私塾、书院，政府县学、府学、太学等教育机构的设置，形成了完整的教育系统，普及教育达到空前的历史高度，绝对领先于世界。这是造成蒙学读物开始出现和大量使用的重要原因。

　　因此，《三字经》之类的蒙学读物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视教育，告诉孩子学习的重要性，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中国也是最早实行普及教育的。

　　重视教育是一回事，以什么内容来教育是另一回事。要说《三字经》的内容，先讲其中的一个故事。“孟母三迁”的故事很早就有了，因为《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的描述而更加广为人知。但是，孟子那时候真的是“不学”吗?

　　“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孟子始终在不断地学习，不管是学丧葬、学叫卖，还是学屠宰，其实少年孟轲都是在学，而且非常好学。如果每个母亲都像仉氏那样不让孩子学习那些内容，那些职业该由谁来做呢?因此，《三字经》中“孟母三迁”的故事涉及到这一蒙学读物的本质：读书的目的，在当时看来读书唯一的目的，那就是读书做官。

　　《三字经》在“孟母三迁”故事后面紧接着说：“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这就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读书做官的理念，这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大问题。

　　但如果抛开读书做官这一学习的终极目的，《三字经》中“温席”、“让梨”等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确也是需要的。《三字经》将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放在“孝”的起点上，既是顺理成章的合理，也是用儒家思想作为主导的体现。

　　《三字经》能够在古代蒙学读物中独占头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确包含了一些基本的知识教育内容，因而使得它的适用范围超出了纯粹读书做官的道德教育，具有了更大的广泛性。

　　但《三字经》极其鲜明的读书价值观，使得它最终还是把道德教育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尽管中国的教育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但这种极端没有影响中国人一贯重视教育的传统，但在教育内容上形成了残酷的教育竞争，教育似乎只剩下找一个好工作的实用价值，文凭替代了做人的基本修养。因此，在当下中国《三字经》所蕴含的道德教育和中国文化的常识便显得很重要，从而导致了《三字经》之类的蒙学读物成为成年人的另一种“启蒙”而受到欢迎，这是值得肯定的。

　　《钱说〈三字经〉》的讲述正是钱先生融入了对现代社会的深层次思考，并针对目前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解决之道，阅读《钱说〈三字经〉》不仅是同古人在对话，更是对现代社会的呼应。因此重读《三字经》，向无数只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缺乏中国文化常识的现代人，用《三字经》做基本道德和基本传统知识的“新启蒙”，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