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外文化交流史，我们突然发现，众多不同国家的汉学权威在介绍中国传统经典时，大多都将《》与《论语》、《孟子》等儒家圣人经典并列推介。

　　他们这种出自非功利色彩的选择，正好道出《三字经》 同样不可小觑的文化意义。

　　在十七世纪前后，不仅俄罗斯推崇《三字经》，韩国、 日本也对《三字经》青眼有加。日本早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已印行由中国商船带来的各种版本的《三字经》。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1868~1921年)， 日本的私塾已采用《三字经》，后更大量出现各种仿制 本，如《本朝三字经》、《皇朝三字经》等，多达二十 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字押韵，介绍日本历史地 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经》。如今，人们仍不时提起 这本在日本影响深远的启蒙读物。

　　在英国，马礼逊(1782~1834年)对《三字经》的流传 功不可没。

　　如果讲利玛窦首次开创了真正意义的中西 文化交流，那么，马礼逊就是将中西文化交流推向更 深层次、更广泛影响的关键人物。

　　因为利玛窦开创性 的贡献更多的是让中国人从科学技术中认识世界和西 方，而马礼逊不仅是《》中文译者、第一本汉英 辞书《华英词典》的编撰人，他还创办中外人士学习 东西方文化的华英学院，从此，中西文化的交流逐渐 突破了单一的文化输送，逐渐走向双向的文化沟通互 补，而他着手翻译的第一本中国传统经典就是《三字 经》。

　　1812年，他出版《中国春秋》英文版，包括《三 字经》和《大学》，虽仅70多页，但在渴望了解中国的 英国文化界却风行多时。修订后，1917年又在伦敦再版。

　　后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他主办的《中国丛报》上 刊载《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并走向美国。

　　在法国，也有一位大学者将目光停留在《三字经》上， 他就是儒莲(1797年~1873年)，一位杰出的犹太籍汉学 家。

　　他在1827年担任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副馆长后，充 分利用丰富的汉文藏书，潜心研读中国经典，他积四 十年功夫，翻译出《孟子》、《三字经》、《西厢记》、《白 蛇传》、《老子道德经》、《天工开物》等中国典籍，而 他也成为法国汉学三大时期的代表人物，后来法国还 以他名字设立“儒莲汉学奖”，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曾 获此奖。

　　众多欧洲汉学家在翻译中国传统经典时，com/so/可能.html' target='_blank'>可能会对其 中一两本典籍有所忽略，但对《三字经》都不见遗漏， 这确实是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其实也折射出这本启蒙 小书确实蕴含着令人无法绕开或轻视的文化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