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里乱哄哄的，一帮人正在押着、扭着、摁着、推着、搡着一个同学游班，尽管是小学生，仍然不缺乏模仿力和创造力，大人们的戴猪笼高帽、挂黑牌游街批斗，在这里被复制成了戴纸糊帽子挂小黑板游班批斗，黑板上写着“打倒走资派的狗崽子农福田”,“农福田”被红色粉笔打了个ｘ，人们高喊口号，押解着叫“农福田”的同学在班里的过道上游了一圈又一圈。
这是1967年10月的一天，我从凌云县的红旗小学转到乐业县的同乐小学读四年级，走入教室第一眼看到的情景。以后的日子里，每隔三两天，就有一个同学被游班，黑板上的字也不停的变换，凡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或者和“黑五类”沾上边的都被游班。按理说四年级学生是不会知道这些的，他们的根据是谁人的父母被游街批斗，那人也应该被游班。因此，这人今天还押解他人，明天就轮到他被游班了。黑板上不会写的字就请高年级的大哥哥来代劳。何老五是闹得最凶的几个人之一，据说，他祖宗18代都是贫农，由于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使他有了特别的权力，他想批斗谁就批斗谁，前提是他们的父母必须挨斗过。他早就盯上我了，由于我初来乍到，想给我一个下马威，只是一时还弄不清我是谁的孩子，再说，我的父亲的确没有被批斗，他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干部，沾不上“官”，也套不上“黑”。尽管如此，何老五还是千方百计找我的茬儿，有一次把农福田押解到我的面前，让我继续押着他游班，我不记得农福田被游班的次数了，觉得他挺可怜的，我没有按老五的意思办，气得他也想拿我去游班，却引起了他们那一伙的争议。为这事，他对我一直耿耿于怀。
后来，造反派分化了，演变成了派性斗争。小学生也不例外，按成人的方式也分成了两派：以农福田为代表的机关派和以何老五为代表的农业派。
老五首先找到我说：“阿文，参加哪一派，你要想清楚。”
我没有答应。农福田也找我，尽管我对他还是比较同情的，但我也不和他们在一起。接下来是武斗，两派的大人们为了捍卫自己的“革命路线”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学校也被迫停课了。
等到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们都坐在五年级的课室里。派性依然存在，班上的男生按照既定的法则，归属自己的派别。像我这样站在中间，两派都不敢得罪，被人孤立，那份孤独是难以言表的。让我更难受的是和我同桌的女生，她叫办依玲，眼睛出奇的大，然而引起我注意的不是她的眼睛，而是她的姓。在我看来，我的姓已经够少见了，没想到她的姓更少见。
当时我们坐的是条凳和长桌，她用铅笔在桌子和凳子中间画了一条线，她说这是“三八线”，宣称谁都不能越过这条线。由于我写字姿势不是很正确，身子歪着，双臂张得很大，肘部经常越过她画的界线。开始她是用眼睛瞪着我，那双黑眼珠，就像两颗特大的龙眼核，我吃过那么多的龙眼，也没见过那么大的核；那眼光更像两把利剑，深深地刺着我，我不得不把过界的手肘收了回来。然而，积重难返，我的坏习惯注定我是一个“侵略者”；她知道她的怒目相向对我不起作用之后，就直接用语言来制止我了：“你侵占我的地盘了。”她的语气比我的家乡最冷的天气还要冷。每当听到她发话，我打了个寒战，手肘不由自主收缩。但她的语言也不再起作用的时候，她干脆找来几颗图钉摁在“三八线”上，图钉只摁下一半，留出一个头来，仿佛一道铁丝网，我屡屡想要冒犯的时候，手部一碰到这道“网”就给反弹了回来。从她的表情看出，她为自己成功地守住了这道“三八线”而得意。
那时也读不成什么书，语文天天都读“老三篇”，算术净是整数、分数和小数，应用题开头总是毛主席的一句话，接着才是数字和提问，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三（2）班共有53人，男同学有31人，问女同学有多少人？”
老师偶尔也布置一些课外作业，但由于读书无用，班上绝大多数同学是不肯动脑筋的，我还算勤于动脑的那类，每到作业课，班上乱成一团麻，在我的身边，常常围满了人，连何老五都挤了进来，我写什么，他们就写什么，惹得我的女同桌又气又恨，因为不是我越过“三八线”，而是其他男生彻底占领了她的地盘。说实话，我还是欣赏她的，就在我的作业成为样板时，她连看都不看我的作业一眼，而是埋头做她的作业，尽管她的作业从来没有得过高分，即使得高分又有什么用呢？不是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吗”？
既然读书无用，我想没有必要再读下去了，我跟妈妈说我的想法，她却把头摇得像货郎鼓一样。像我这样的家境，母亲没有工作，一家六口仅靠父亲那四十多元来维持，生活水平之低是可想而知的。母亲经常出去打零工，或挖土方、或挑砖头、或打碎石。我们星期天休息，就同妈妈去做零工。
记得有一次挑砖头，从砖窑到工地足足有四公里，一块砖只给5厘钱，我一次能挑8块砖，一天挑4趟，来回要走32公里，对于一个不足13岁的人来说，一天走32公里已经够戗，何况还要挑担子呢？当我把1角6分钱装进口袋时，肩上的疼痛顷刻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把我的劳动成果买了一支圆珠笔，当我看到我的女同桌有一个精致的笔盒，打开笔盒，各式各样的笔都有：钢笔、毛笔、圆珠笔、铅笔……让我眼红眼热。而我，除了半支铅笔，又没有橡皮擦，写错字的时候，只好用手指蘸些口水去擦；要命的是铅笔剩下不到一寸的时候，手已抓不牢，为了让铅笔“鞠躬尽瘁”，我用一节竹管套上它，直到它实在不能写了，我才依依不舍地和它告别。办依玲把笔盒放进书包的时候，发出“框琅琅”的声音，我仿佛感觉到那些笔在跳舞。
我终于有了一支属于我自己的圆珠笔了。它写出的字迹那么清晰，色彩那么鲜亮，仿佛小溪里流出的涓涓细流，我陶醉于我的圆珠笔了，以致
第二天，办依玲把一支崭新的圆珠笔放在桌子上“三八线”的我这头，对我说：“我们都觉得‘长颈鹿’做得有些过分。”我不知道该不该接受她的赠与，这与她以前的冷漠相比，实在让我感到意外。本着一个男孩的自尊，我还是婉言谢绝她的好意，从她的目光里我读出了她有些委屈。
顺便说一句，“长颈鹿”名叫何昌福，是何老五的爸爸，由于脖子长得很长，我们暗地里都叫他“长颈鹿”，难怪何老五这么霸道，有其父必有其子啊！“长颈鹿”上的是算术，如果说我以前对算术还有一点兴趣的话，那么由于他的玷污，使我对算术的兴趣荡然无存了。
乐业被称为“小东北”，冬天一到，阵阵北风，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尖刀，直刺人的心窝。我没有棉衣棉裤棉鞋，只穿两件单裤一件袖口发亮的卫生衣和妈妈自做的布鞋。坐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实在哆嗦得厉害。办依玲的家境肯定比我好得多，什么棉的都有，上课时还提着一个火笼，里面的火炭烧得比早晨的太阳还红。“圆珠笔事件”发生前，她的火笼总是放在她的两腿中间的，尽管我也感到火笼有些余热传来，但那是不足以让我抵御风寒的。自从“长颈鹿”摔坏我的笔、她送我的笔被我婉言拒绝后，她把“三八线”上的图钉拔掉，又把火笼放过了“三八线”更靠近我这头，我没有理由再拒绝她送来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