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用年轻的生命挽救了别人的生命，父亲不是英雄，然而我却在八月的天堂里看到父亲的眼泪。

　　那天本来是父亲回家的日子。母亲早早收工回家做父亲喜欢吃的手擀面。和面、揉面，擀面，母亲做得很仔细。光洁发亮的案板上放着切好的薄纸般的面皮，腊肉和着红椒炒的酸菜还冒着热气,等到锅里的水沸了再加冷水,最后干脆熄灭了柴火,还看不见父亲的身影，日头渐渐西下,母亲不安地出去又进来,不时朝父亲回来要走的小路遥望。

　　父亲在离家四十多公里的藏寨教中学，每两周才回来，每次回来都要走半天的路。每到父亲回来的日子，外婆也会早早起来，从挂腊肉的木杆上小心翼翼地取下一小块腊肉，放在红红的木炭上烧，她使劲地用嘴吹火，有油烟袅袅地升起来，我看见外婆的波浪盛开的脸在那一时刻红喷喷的一如少女的美好。我们姊妹几个就守在那儿，看外婆用菜刀轻轻地把烧糊的黑皮刮掉，吹在水里，再刮出来的就是金黄香脆的细末儿肉皮粒，外婆把它装在一个碗里，一勺一勺地分给我们姐弟几个还在里面撒上几粒白糖。坐在太阳底下，我们一点一点地舔着这天下至味，谁也舍不得先把他吃完。

　　等到日头偏西父亲到家的时候，屋里已经是肉香四溢了。我们打的野菜也大盆小碗地端上了桌子。我们跟父亲一起吃饭总是怯怯地，他是我们的天空也是我们陌生的亲人。饭桌上父亲总是谈笑风生，那些关于藏寨的点点滴滴，民俗风情的不同便在饭桌上给了我们。唯一的弟弟总是睁大好奇的眼睛，连饭也不记得吃。我们以为天堂的地方就是那里了。

　　天上的太阳火辣辣地燃烧，母亲和我在炙烤下劳作，割完了小麦再再种玉米。终于闲下来的日子，我缠着母亲要去父亲任教的中学读书。

　　记忆中永恒的画面是和父亲去藏中的时候，走了没多远。我就对父亲说“我要回去。”父亲拍拍我的头说“怎么能回去呢，来,我背你。”伏在父亲宽阔的背上，仰望湛蓝的天空，一只苍鹰盘旋，久久。那一刹那的安全感直至永恒。再以后，二十几年的光阴匆匆，永远缺失的安全感再也没有回来过。

　　父亲的寝室、办公室是和一张姓的老师合用的，只有八九个平方。在一个师生合一的伙食团里吃饭，饭菜是统一了的，早上是马茶，锅盔。晚上也是马茶，锅盔。中午是洋芋或炒或煮就着米饭或馒头。我在那里的半个月里，好像只吃了一次新鲜菜，那就是糖醋莲花白。我很难看见父亲脸上有笑容，我不知道他在奔走什么。每天能看见的是夜里昏灯下伏案时高大的背影，偶尔辅导我的疲惫。只有夜里静静地挤在父亲窄窄的木床上，躺在父亲的臂弯里才能感觉到他离我很近。

　　所谓的小学就在中学的附近，两间石头房子，几张长长的木板支撑的课桌椅横七竖八地在那里破败着，脸膛红红的和我年龄一般大的孩子唧里咕嘟的说着我的不懂。一身藏装的老师藏语一句，汉语一句。显得那么力不从心。我在这陌生的环境里很冷很孤独，总是一不小心就会流泪。一位藏族老奶奶找到我，从怀里掏出一个热乎乎的鸡蛋，我不记得我是不是把它吃了，只是觉得握着那鸡蛋很温暖。

　　终于离开了曾经以为的天堂，面对骨瘦如柴的我，母亲和外婆眼里有盈盈泪光闪烁，父亲面对母亲的愠怒和责怪只是笑着说了一句，“你的千金不习惯啊!”

　　等待父亲回家依旧是我们传统的节目，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总是赶在父亲回来以前就连夜连夜的赶活。仿佛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就会有人来检查她的工作似的。为此我们都心里暗生怨气，因为我们老是被母亲支使着。

　　每次父亲回来的前一、两天母亲就会在大铁锅里热一大锅热水依次给我们洗澡，那是我们姐弟几个最高兴的时候，在那个大木盆里扑腾，躲避着母亲，打了肥皂的身体像泥鳅一样润滑，飞溅的水花弄得母亲满身都是，可是她也不会生气。她总是笑着对我们说，爸爸可不喜欢脏娃娃，谁不听话不给谁洗啊。

　　天已经完全黑了，父亲还是没有回来，家里来了一些父亲的好友，母亲点燃煤油灯，热情地招呼着他们，不停地说，今天他爸还没有回来，你们坐坐。呆会儿他回来你们喝酒，我给你们煮花生。又来了父亲学校里的同事和一些陌生人，母亲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母亲问他们。父亲最好的朋友忍不住号啕起来，借着昏暗的灯光母亲才发现一双双红肿的双眼。

　　一个上面来的人告诉母亲：

　　那天是学校老师带学生去河对面的学校勤工俭学基地挖洋芋，回来的时候，有几个学生抄近路，从独木桥上掉了下去，父亲听到以后，扔掉手中的锄头，朝河边跑去，跑到河边后水面上没有人，他在沿河再跑出大约五十米左右，看见了浊浪里有一个飘浮的黑点，于是脱下手上唯一的一块手表交给了跟他一起读书的小姨，纵身下水后在水里大约游出了二、三十米才抓住那个黑点，父亲奋力把他拖上岸，原来是牵学生过河而一起掉下去的老师。岸上的人急着给那位老师做人工呼吸，父亲急急地问水下还有人吗?还有两个学生，人潮涌动的岸边有人回答。疲累的父亲匆忙转身，浑浊的河水里，一个学生的红腰带在浊浪里沉浮，边跑边喊的父亲再一次纵身下水的时候，岸上的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大概又游了三十米左右，父亲终于抓住了水里的学生，他拖着那学生吃力地岸边游过来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当父亲在正值涨潮的浊水里奋力托起学生向岸上求救的时候，岸上的人竟然慌作一团，才去找竹杆搭救，危在旦夕的生命等不到人心的冷漠，一个浊浪卷起，吞没了我年轻的父亲。

　　从此天塌下，在年仅二十九岁的母亲身上。守在三间没门没窗的泥巴房子，听着黄狗彻夜的哀叫，屋外大雨倾盆，屋内千疮百孔，用来接雨的盆子和大大小小的碗摆满了房间。外婆木讷地看着无所适从的女儿身下的那一窝儿女挤挤密密地在一张大木床上，床的上方用油纸(塑料纸)铺着，上面已经注满了雨水，外婆拿着一个缺边木碗颤颤巍巍地把雨水从塑料纸里舀出来泼在门外。从屋顶渗下的雨水不时打在孩子熟睡的分明还留着泪痕的脸上，母亲脸上的泪水很麻木，空洞的目光里没有任何内容直直地望着前方，灵魂好像已经到了天堂。

　　父亲是一个月又四天才从河的下游大概十多里的地方浮出水面的，静静地浮现在河湾里。和父亲合住的那位老师流着眼泪把他从河里拉上来，拖放在干净的鹅卵石上。

　　那是我用一生也不能忘记的场面，父亲魁梧的身躯在水里泡了一个多月以后，更加粗壮，浑身裹满的白布。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看见有黑红的血正从父亲的鼻子流出，浸红了雪白的布匹，十岁的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心如刀绞。父亲再也看不见襁褓中女儿的眼泪，看不见柔弱妻子的无助的双肩不能承受之重。大家搀扶着没有让母亲去看，苍白憔悴的母亲不止一次的晕倒，不敢想像再看见那个场面会有什么样的意外出现。

　　父亲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出殡的，记得那天晚上天上好像有小雨，淅淅沥沥的。七个或者是八个人抬着黑色的棺材和着夜色沿着近乎笔直的石梯一点一点移向公墓，母亲牵着我在黑暗里高低不平的蹒跚。在这无边的夜色里我们用手电筒晃着照明下葬了我们的整个天空。

　　上面的下来的人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他们安慰着母亲，说父亲的一切他们都会处理好，材料已经上报，会批为烈士。

　　埋了父亲以后，我们就活在了期待中。外婆的眼睛有些看不见了，母亲也开始了着急，等来等去的一纸结果最后竟是因公牺牲。母亲傻了，出车祸，醉酒而亡的人都跟父亲一样享受因公。心如死灰的母亲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上面的人问，他们热情地接待母亲，真诚地解释说，那么小的学校出了三条人命，不敢上报希望母亲能够理解。当眼泪和抗争遭遇了权利的时候，只好为生存让道。孤儿寡母在颠覆的天空里晕头转向，难道真的是一顶小小的乌纱就会泯灭一个人的良知吗?

　　失去父亲的那一份疼痛,久久地占据着我的心海,每次看到父亲留下的那些教本,我总情不自禁地撕下来再粘上去,最终支离破碎。撕下的页面上我用黑笔写满了“回来”，母亲看见了，再一次伤心欲绝。她收好了父亲所有的两箱书，放在我所不能及的地方。

　　父亲离去二十四年了。

　　我们在父亲离去的日子里成长、成家，忙碌的生活。偶尔在一本县志里读到关于父亲的记录，简单地写着姓名，年龄，八二年秋抢救学生去世。麻木的心再一次被刺痛。

　　父亲，这些年我们为您重垒了坟墓，立了碑，把你的门外打理得很干净。当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纪念你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你要的不是这些。

　　风卷起小城满地的碎屑，和着飞雨搅拌着我陈年的记忆，往事，沉甸甸。七月要半的季节，我在传说的节日醉过了，哭过了，依然要生活下去。只是，那逝去的灵魂，在天堂，能永久地得到安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