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已经83岁，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跨越了两个世纪，这或许是他今生最得意的青花瓷。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办合作社，父亲被县供销总社挑选去做财务工作。听母亲讲，父亲曾经得罪过一个姓任的县长。到底是什么缘故，母亲没有告诉我们，只讲了单位的领导不肯说，自己也不好多问。一个供销社的会计，怎会得罪县长？真叫人想不明白。可能是当时的县官常到基层，走群众路线；可能是父亲在单位小有名气，成了小县城的公众人物；可能是当时的商业像现在的“央企”。据顺哥讲，父亲在县城工作时每月工资一百多元，在一个鸡蛋只有一分钱的当时还真不算低。原因只能推测猜想，但得罪县长的事儿的确是真的。

      父亲做事坚持原则，业务过硬，善于思考问题，平时话语不多。大家劝父亲去陪个不是，他宁可辞职也不去，这便是父亲的个性。像他这样的“犟人”，在我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却没有见到第二个。

没多久，父亲被调到黄粮区供销社做统计工作。后来，又调到了只有他一个人的界牌垭供销点。文化大革命时，罗派儿和吕派儿在县城进行了一场持枪的武斗，不少老人回忆这事，仍旧胆战心惊。远在乡下的父亲听到自己支持的吕派儿被打败的消息，锁好门，逃到我的姑妈家躲了起来。武斗平息后，父亲回到界牌垭，发现商店的部分货物不翼而飞，迅速到区社报告了情况。商店盘存，核准被盗商品与金额后，父亲回到了故乡。单位给他发了一千多元的安置费回家，自此成了生产队的一名社员。

允许农民搞副业，实行按劳分配后，各生产队的财务管理显得重要起来，峡口大队共有五个小队急需一批得力的会计。解放前投诚解放后转业的老胡极力推举，父亲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第二年提拔为大队会计。后来，大队改称居委会，父亲又成了居委会会计，干到古稀之年。

改革开放后，有一个阶段拨乱反正，供销社来人叫父亲回去工作。母亲觉得老了有退休金，会减少后人的负担，也劝他回单位。父亲没有去报到，原因既简单也复杂：处理父亲辞职一事的那些人仍旧在位，父亲见不得他们。

减少后人的负担，父亲也同样想过这个问题。那年，在县总社时的一个同事任一家公司的老总，聘请他去做财务工作，定于12月28日报到。父亲把居委会的一切都打理好后，带着行李去县城，结果老总去世了。参加完追悼会，他伤心地回到家。居委会书记知道后，请父亲继续任职。

父亲是全国首批发证的农业高级会计师，业务精湛，在故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分田到户前，望南大队的帐有一回总是做不平，整了一个星期，也不知问题出在哪儿。书记把父亲请去，三下五除二，半天解决了问题，做好了帐，在人民公社传为佳话。改革开放初期，镇办的矿山车队，年终时，经理总要把父亲接去帮几天忙。不管在哪儿，有人提到做账的事，经理总会带着佩服的语调说：“会计老李，帐做得漂亮，他是名副其实的高级会计师。”在镇农经站未撤前，一直被借用。

父亲信奉“威武不能屈”，不卑不亢，厌恶阿谀奉承，不嫌穷爱富，正直无私。这些美好的东西注定了他的俸禄，除了得些工资，别的什么也不可能有，即使有库区移民的“大好机遇”。

家族中，有些人说他不会混，言下之意很明显，那就是不会与书记“合作”，不会捞钱。对于他们的观点，我非常反感。

正是父亲的个性，才使他在我们的心中无比高大，虽然他每月只有200元的养老金；正是他的个性，使他做了一辈子的会计，问心无愧。

在物欲横流的年代，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又有多少人能够“出污泥而不染”。

某书记劝他入党，他却要当无党派人士，反而得罪了人。反贪局查领导的问题，他却实话实说。

这使我想到很多单位的财会人员，他们只认一个道：领导再大的错都不能讲，只能说自己的不是，甚至把违法的事也揽在自己身上。只要保了领导，即使蹲监狱，出来后，仍旧有好日子。父亲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他没有读过这样的书，因为他难于接受这样的人生哲学。

我常常想，如果父亲与圆滑、世故、势利、腐败的小人同流合污，他带给我们的将是莫大的悲哀和无尽的痛苦。

父亲的个性，像清新甜润的溪水，永远滋润我们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