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览了无锡市学前街上的“钦使第”(即薛家花园)，观看了园中薛福成的生平事迹展版，细听了全程陪同的讲解员介绍，回来又翻阅了一些相关书籍，这位晚清著名思想家、理论家和外交家的形象，渐渐地在眼前越来越高大起来。

　　确实，薛福成是位值得纪念的人物。

　　这决不是说他留下了薛氏花园这座列入了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体现了清末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极具历史和旅游价值的大型官僚宅第;当然也不是因为他是多么显赫的高官，薛福成最高只是御赏二品顶戴、以正三品衔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钦差大臣;而是因为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他的贡献：他继承了近代魏源、林则徐等人的“经世致用”观点，丰富发展为直接触摸现实的“经世实用”理论。他少年时代就关心时政，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步入政坛后，在参予的内政外交事务中，总是不畏艰险，常出高招奏捷。他著文呐喊，提出了不少变革现实、强国富民的创新观点。如在《治术学术在专精说》一文中，疾呼治术学术要专精，国家必须大力培养专门人才。可以说，他是我国倡导培养“专业化、现代化人才”治理建设国家的第一人。在《振百工说》和《论公司不举之病》等文中，痛批“崇本抑末”、鄙视商务的陈腐思想，指出“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其要端矣。”而公司是振百工的实体，因此，放手让百姓办公司，全力发展经济，中国才能走向富强。因此，他又是我国主张推进公司(包括民营)制度的第一人。此外，他提出的21条“殖财养民”新法，几乎可以视作是当时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个经济方案。他不少思想认识都超越了同时代洋务派的思想范畴。总之，称他是中国近代具有改革开放新思想的先驱者之一，并不为过。

　　薛福成是从当幕僚开始走上官宦之道、并逐渐在政界崭露头角的。1865年，两江总督曾国藩贴榜招贤，28岁的薛福成连日奋笔，呈上条陈《上曾侯书》。军务繁忙的曾帅展开这万言书，竟目不离卷，一气读完。他满心喜悦地召见薛福成，当面大加叹赏：“子文长于论事，年少加功，可冀成一家言。”同时，邀请他入幕。从此，薛福成就留在了曾国藩身边，成为有名的“曾门四弟子”之一。1872年曾国藩病死南京后，虽有多名要员举荐，他仍未受重用。9月，应江苏巡抚之聘，到苏州的江苏书局任职，做了二年多的出书编书工作。

　　1875年春，他从邸报上见到了可以直接上书朝廷言事的消息后，立即挥笔，废寝忘食地写出了《应诏陈言疏》。此疏象春雷一般震动了京都，朝廷内外有识之士纷纷传抄，齐声叫好。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阅后也称赞不已，谕旨将之发至总理各衙门议纳。

　　薛福成名字一时传遍全国，人们将之比作唐代的马周、宋朝的陈亮，以上疏建言献策而轰动朝野，光耀史册。

　　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钦佩其才干，盛邀他入府辅佐。当年7月，薛福成走进了李鸿章的督府。直到1884年，被朝廷实授为浙江宁绍台道后，他才结束了18年的幕府生涯。

　　曾国藩、李鸿章，晚清政坛上叱咤风云的大帅重臣，可以说是能左右中国历史进程的实力派关键人物。如此位尊权重的官邸，必定高参聚集、英才辈出。能在人才济济的曾府和李府，很快成为主要的智囊，贴身的亲随。没有过人的计谋胆略，出众的才学品行，是不可能胜任服众，也是无法长期稳坐其位的。

　　的确，时刻关注着国内外政局、长期研究中国社会现实的薛福成，在他所能参予的一切内政外交事务中，努力地贯彻实践着他“经世实用”的思想理论。在严峻复杂的内外形势下，特别是面对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他遇事冷静剖析，对策灵活周密，常能抓住关键，行动果断迅捷，充分展现了他运筹帷幄的巧妙策略和高超灵活的外交手段。

　　1875年的“马嘉理案”中，面对英军英舰的挑衅恫吓，薛福成正确分析了中英的态势，及时写出了对策条文呈送李鸿章等要员。此文中严正的立场观点和灵巧的应对之策，受到大家一致赞赏，不少意见在随后的谈判中被采纳，并见到了很好的成效。

　　1879年，昏庸的清廷欲将掌管海防大权的总海防司之职授予已窃取了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连任命公文也已拟好。而赫德“阴鸷而专利”，一付侵略者的面孔。眼看中国海防和海关大权均入赫德一人之手，朝廷有识之士焦虑万分。正在无锡“丁忧”的薛福成被紧急召回，共商对策。薛福成深思熟虑后巧妙地建议，请总理衙门下公文通知赫德，海防司之职“非可遥制，须令亲赴海滨，专司练兵。其税务司之职，则举别人代之。”他料定赫德决不肯放弃海关这块“肥肉”。果然，赫德在二者间更看中海关的“财权”。

　　1882年，朝鲜暴发了向亲日的闵妃集团夺权的内乱。日本此时侵吞琉球不久，也早有吞并朝鲜的野心，借此机会立即以平乱为名派出海陆军。此时的国内，李鸿章丁忧在皖，代理的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商议应变大计时，提出上奏领旨后再发兵。薛福成马上直言，事急，按常规办事非有五、六天不可。这样，日军早已控制了局面，后果堪忧。他提议立即发兵，先斩后奏。张树声十分赞同，立命丁汝昌率三艘兵舰赴朝。当我舰赶到仁川时，已有一艘日舰先到。第二天，日舰全部赶到。见到中国军舰后，以为我方已有部署，不敢轻动。薛福成接着又提出“平乱方略”，随后赶赴朝鲜的中国陆军采用此计，很快平定了内乱，彻底打破了日本趁乱侵吞朝鲜的企图。

　　英年早逝的薛福成，独立行政的时间不长，但在其担负浙江宁绍台道的任上，却经历了一场抵御法舰入侵的浙东沿海保卫战，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884年，薛福成到浙江上任不久，中法战争爆发了，双方在中越边境激战。与此同时，法国远东舰队也在东南沿海耀武挑衅。薛福成管辖的宁波、绍兴、台州一带，顿时战云密布。大敌当前，他全身心地扑在了海防事务上，亲临海防最前沿的炮台，勘查地形，配备兵力，设置水雷，清查间谍。作为地方主官，他竭尽全力协调各方，使浙东前线上下团结，兵民合力，做好了迎击的一切准备。

　　1885年3月，法军司令孤拔率舰窜至镇海口，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双方发生了多次攻守激战。法军非但没有占到一点便宜，反而屡遭重创，连孤拔也中炮负伤，不久身亡。气焰嚣张的法国远东舰队刚刚击败福建水师和南洋水师不久，但在浙东的堡垒前，却碰得头破血流，只好狼狈逃离。

　　渐东保卫战的胜利，直接影响和支援了中法战争的主战场。薛福成的才干和执政能力，受到朝野的一致肯定。

　　1888年秋，薛福成被提升为湖南按察使。他交卸道篆后进京陛见时，又被政任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钦差大臣。这样，薛福成未到湖南上任，就登上了开往欧洲的“伊拉瓦第”号法轮。

　　西行途中，他目睹了香港、新加坡等地生气勃勃的建设场景。踏上欧洲大地，巴黎的繁华、伦敦的富庶，更使他惊讶与感叹：“昔之幻者今皆实。”从西方发达的工业、先进的科技、开放的文化、自由的民众，联想到祖国的国政民生，他深深地感受到两者的优劣差距，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心中奔涌。

　　于是，在完成外交事务的同时，他悉心考察研究着欧洲的社会政策和经济制度，关注着西方进步的一切东西。凡是欧洲已经兴起而国内尚未知晓起步的先进事业，他都努力写成文稿，及时寄回国内。他希望祖国能够借鉴与学习，尽快实行推广，早日改变落后贫困的面貌。

　　源于对祖国的挚爱和民生的关切，他还对中西社会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比较和分析研究。他发现和指出：“欧美两州各国勃焉兴起之机，在学问日新，工商日旺。”为此，他著文呼吁政府必须改变工商政策，体恤商情，放开手脚让百姓创办经营性公司。他同时认为，商业发展必须依赖工业水平，而发展工业又以先进技术为基础。因此，他要求尽力鼓励和保护科学生产技术的推广使用和发展，用先进的“机器殖财养民”。这样，才能积聚国民的智力、财力和物力，最终实现国强民富。

　　他曾多次挥笔致函张之洞、李鸿章等重臣要员，要求抓紧兴办钢铁、矿山、造船和机械等新兴工业;他奔波英、法、德等国，为国内购置了一批批先进的纺织、路矿等机器设备;他还敏锐地从载人气球联想到西方研制中的飞机飞艇，希望祖国也能组织专人研究“云战”之类的技巧。

　　薛福成在欧洲四年多，当然注意到西方的政治制度问题。早在1879年，他就在其改良思想代表作《筹洋刍议》中提出变法的理论根据：“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时代变了，治理之法当然也应变。在与欧洲各国的政治制度接触和进行考察后，再和国内相比，他更多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弊端，他希望改变这种落后的制度。

　　这是薛福成思想认识上的重大升华。

　　然而，在当时国内这却是乱臣贼子的思想。薛福成当然知晓国内的现状，但他在离任前，还是向光绪上了一折，希望朝廷能革新内政，以应对复杂险恶的国际环境。可惜，掌握清廷实权的是一批顽固派。这伙昏庸顽劣之辈，是宁肯亡国，也不愿改变所谓的“祖宗之法”的。

　　万恶的封建专制独裁制度，阻断了多少英杰志士强国富民的奋斗之路，又扼杀了多少改革创新、振兴神州的进步思想啊!

　　外交活动中，薛福成也始终展示了弱国不甘屈服于列强的精神风貌，坚决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同时也十分关心海外侨胞命运。如在与英国谈判滇缅边界划分和通商条约时，他“相机理论、刚柔并用，”数次与英外交部激烈辩论，面对武力威吓，义正词严地进行不懈斗争，终于在离任前夕签订了相对公平的《中英滇缅界务商务续约》，为中国争回了一部分领土与权益。

　　1894年4月，他大使之任期满，于23日乘坐堪尔图宁号轮船回国。5月28日，他抵达上海即因染上时疫缠绵病榻。6月中旬，病中的他准备先到无锡探亲养病，再到北京述职，不料在启程的前晚(6月29日)溘然病逝。

　　天不遐年，薛福成56岁就因时疫而不幸骤亡。假如不是英年早逝，他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特别是在经济建设和商贸发展等方面的战略性决策上，定会耀放出更新奇的光彩，定会刻画下更深远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