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着湿漉漉的青板石梯向摆渡船挪去。这是从镇医院回来的路上，母亲被查出肺炎，医生嘱咐母亲不能再继续抽烟。母亲茫然失措，像个泥塑木雕的人。

　　“我能最后抽支烟吗？”她颤抖的问。

　　然后躺在椅子上颤抖的掏出撇在腰间的烟杆，紧闭着双眼，嘴里吐出一笼白烟，拼命的平复内心的波澜。

　　每次从广州回到家，看着母亲手中的烟杆，从外观上来看，说不出的怪异，头重脚轻，两端是烟杆嘴和烟杆头，中间用细竹竿连在一起，斑驳的细竹竿约莫2公分，烟嘴敷着一层黑褐色的污渍早已辩不出原本的模样，可以明显的看出这根烟杆是多次修补而成，细短的竹竿与烟嘴、烟头始终不着搭调，显得可有可无。

　　母亲总是小心翼翼的呵护着它，像是在照顾新生的婴儿，说不出的宠溺。手里总缺不了那根斑驳的烟杆，那样她才感到踏实。

　　在广州工作累的时候，我总喜欢翻开钱夹中母亲抽烟的照片。眼神儿总是盯着那根怪烟杆愣神。任谁都不会被这怪异的烟杆所吸引，还有谁会在乎关于它发生的死亡和传承。

　　在60年代，大抵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十一岁的母亲与二十三岁的父亲，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自由恋爱婚姻。

　　那时，母亲家里是十万个不肯。三十余丈的大河将父亲的家与小镇拦腰斩断。老家有“隔河一千里”的说法。但终究拗不过母亲的以死相逼，无奈答应了这桩婚事儿。

　　以前常听父亲夸夸其谈：“当时啊，我在镇上卖冰棍儿，看着你母亲站在街角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心一软就送了她一根，没想到她便钟情于我这翩翩美男子，于是我们的下半生就因为一根冰棍儿私定了”。

　　“你不吹牛行吗？”对于这个话题，母亲每次都这样打趣回应。

　　至于事情的真伪母亲也没做辩解，对我们来讲一直是个谜，只知道他们恩爱异常。

　　以前没少听母亲说起关于烟杆的事。

　　父亲有抽烟的习惯，困了、乏了总不忘来上一口，但总缺一根趁手的烟杆。现在用的，还是母亲当年用嫁妆的钱买的。父亲对此爱不释手，索性在烟杆上刻上了母亲和父亲的名字，以示纪念。但凡碰到熟人必定寒暄几句，逢人便说：“这是俺家媳妇买的”，把烟杆拿在身前晃荡几下。

　　听母亲讲：“父亲以前也是村里的厉害角色，在村中是最帅的，力气是最大的，种菜是最好的”。这对世世代代种菜谋生的小村庄，无疑是莫大的荣誉。每次母亲绘声绘色的讲到这里，父亲总是气定神闲的坐着不搭腔，似乎承认了这个事实。

　　大雾朦胧的寒冬，天边还未擦亮。父亲就开始了藤青瓜的清洗、分类，心手相应，麻利非常，母亲则在旁帮衬着装框。

　　父亲含着烟杆挑起过膝高的菜筐，担子一闪一闪的向镇上大步迈去赶最早的摆渡船。父亲的背影完全被大雾吞没母亲才回身准备我和妹妹的早饭。

　　今天的母亲总感觉有些不对劲，但终究摸不到命门，也没放在心上。

　　终于，母亲的感觉应了验。“铃铃铃...”的电话声打破了早上的宁静，原本悦耳的和弦，今天听着却格外刺耳，像魔鬼的咆哮、怒吼，想撕碎这里的一切。

　　“你是王大的家属吗？他出了车祸正在医院抢救”，冰冷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母亲像半截木头般愣愣地戳在那儿，良久，整个身体瘫在了地上。

　　“选选，带着妹妹跟着我”母亲带着哭腔的说。（选选是我的小名，由于是选举会出生，取名王中选，寓意不言而喻）。

　　当时我念初三，妹妹初一。我搀扶着母亲踩着湿漉漉的青板石梯向镇上医院挪去，也不知道怎么到的医院。

　　赶到的时候，父亲正在抢救室。医生告诉母亲：“高位截肢，整个右手、右脚，同时大脑出现猛烈撞击，有可能昏迷不醒或是植物人”，叮嘱母亲做好心理准备。

　　“这是出事时留下的，还有手里紧攥的半截烟杆”民警接着道。母亲麻木地接过半截烟杆一言不发，紧咬嘴唇瑟瑟发抖。

　　半年的光景在医院渡过，查找肇事的货车至今渺无音讯。家里的积蓄早已消耗殆尽，四处举债，亲戚朋友早就被借了个遍。

　　母亲默默扛起整个濒临破碎的家，一抗就是两年，种菜、施肥、卖菜的活计全压在母亲瘦弱的肩上，同时还不忘照顾昏迷不醒的父亲。

　　父亲终于还是醒了，说话含糊不清，精神也处于混乱状态，时而糊涂时而清醒。糊涂的时候常把我和妹妹的名字叫反。清醒的父亲脾气暴躁，家里仅有的几件像样的家具被砸的面目全非，母亲也一直忍着，没有发作。

　　由于家里的窘境，初中毕业，我便辍学广州打工，将读书的机会留给妹妹。自打父亲出事后，妹妹忍受着源自贫穷的自卑，含着泪，可劲儿地学，成绩竿头直上，倒也算家里仅有的幸事。

　　考虑到父亲腿脚不利索，母亲从二楼搬到了一楼。安置在左偏房，右偏房堆着杂乱的柴火，中间是个小厅，那是母亲以后最喜欢的地方，后堂是被烟熏地黝黑的厨房，旁边开了一道小门，这是厨房唯一的采光，母亲总在厨房忙进忙出。

　　母亲把没卖掉的蔬菜、残留箩筐的菜叶清洗出来，顺便买点零碎的猪肉，体面的放在餐桌上，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第二年。

　　父亲还是彻底清醒了过来，也不再乱发脾气。耐心地将折断的烟杆小心翼翼地修补好撇在腰间，似乎年轻时的父亲又回来了，虽然拄着拐杖，装着假腿，走路一瘸一拐。

　　母亲的脸上渐渐舒展开来，久违的笑容出现在母亲僵硬了两年的脸上显得不是那么自然。

　　从广州工作回来，我总会带上当地的烟草给父亲，看着他躺在小厅的竹制椅子上摆着最舒服的姿势左手拿着烟杆一口一口吐出一笼笼白烟。

　　父亲总是那么坚强，自己学会了用左手熟练的吃饭，用假腿“正常”的走路，时常还会和母亲开玩笑：“走，带你去溜溜弯”。

　　母亲也总是调侃的回应：“是你自己憋坏了，想让我带你出去放放风吧”。

　　因此，田间的小路上时常看着一对夫妇牵着手摇摇晃晃的走着。

　　然而那个晚上，我听着低沉的抽泣，是父亲躲在右偏房的柴屋里。我蹑手蹑脚的退回房间不敢打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把嚎啕大哭憋进肚里，不敢惊动父亲和母亲。我知道整个家绝对承受不了揭穿这个事实的后果。

　　父亲像往常一样与母亲调侃，一边帮衬着腾青瓜的装框。偶尔还会和母亲一起叼着烟杆摇摇晃晃的去集市卖菜。

　　然而发生在父亲身上的悲剧并没有因为他的坚强豁达而被上天怜悯。在他们前往集市的路上再次遭遇了车祸。刺耳的刹车声，父亲丢掉拐杖用尽毕生的力气将母亲推开，巨大的惯性将他撞到几米开外，场面血肉模糊，触目惊心，彻底撒手于世。

　　手中紧篡的烟杆早已被一滩腥红的鲜血侵染了个遍，孤伶伶的躺在血泊中，支离破碎。

　　母亲扑了过去，晃了神，抱着皮开肉绽的父亲泣不成声，彻底晕了过去。

　　我赶到医院，她已经苏醒了过来，但脸色灰白，双目空洞。母亲始终躺在医院，连父亲最后一面也没见到。

　　母亲开口问：“你父亲下葬了吗？”。我点点头。

　　我搀扶着母亲一步步的向医院外挪。

　　头七的晚上，母亲颤抖的修接好折断的烟杆。细竹杆仅有的两公分还是保留了下来，被母亲视若珍宝。

　　那晚，母亲躺在小厅竹制椅子上摆出最舒服的姿势左手拿着烟杆开始了第一口烟，刺鼻的浓烟呛得她满脸通红，咳得撕心裂肺。她直勾勾地着大门的风吹草动，像是在期待着什么……

　　母亲还是住在一楼的左偏房，喜欢躺在小厅的竹制椅子上摆出最舒服的姿势一口一口的抽呛鼻的浓烟。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她踏实。

　　我知道我不能说什么，只能看着。

　　母亲日渐熟练，总是沉迷其中。手中总是攥着烟杆，像呵护新生婴儿般的抚摸着那两排名字，小心翼翼不敢太重，像是会弄疼它们。

　　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母亲的身体日渐消瘦，5年的光景从100斤骤降到80斤，面部逐渐浮肿，咳嗽不停。

　　带母亲去医院检查，医生告知母亲是肺炎，断然不能再继续抽烟。

　　“我能最后抽支烟吗？”她颤抖的问。

　　我抱着母亲，含泪的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