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究生时我的一个香港同学，毕业后回香港参加了一个临床咨询的项目。事隔两年，他打电话来说，想来内地走一走。

那时候是个冬天，流感肆虐。我刚刚高烧痊愈，跑去见他。他住在东单附近的一个青年旅社，旅社的一层大厅有咖啡色的灯光，人来人往，却有种奇异的安静感觉。墙面上有彩色的印迹，挂着些小的照片，和调侃的文字。

他还是一身读书时候的装扮，背大的双肩包，穿运动鞋。我们俩推门出去走走。那天北京刚刚下过雪，说话还能打出白色的哈气。

他说到他有一段时间在医院做实习，做临终关怀。他一直跟随的一个病人，每天固定的时间他们见面。有一天这病人的生命状态开始不稳定，医院通知了家属过来。他安抚了病人，说了再见，从病房推门出来，脑袋一片空白。然后他看见一大群家属着急地蜂拥上来，问他里面的情况，他们该怎么做。

这是个一米八个头的，二十多岁的男孩子，这也是才他生命里面第一次，这样直接地面对死亡。他形容他当时的样子，就那么孤零零地站在人群中间，慌张、恐惧、孤独。但是他的工作需要他鼓起勇气，去帮助在场的人们面对死亡。他说，我故作镇定地跟他们讲注意事项，讲病人的状况，讲他们如何去跟病人道别。但是，其实，你知道吗，我的脑袋一片空白。

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挥之不去。他那年过来，和女一起去了一趟山东，隔年的春天又来了一趟北京，自己去爬了一趟华山。他说，我觉得我要跑出来，透一口气。人生命的重量，太重了。

我现在仍然能够记得，第一次有来访者坐在我面前认真地跟我谈论死亡的情景。我记得我后来描述说，ta当时坐在我对面，ta心里面死亡的愿望，绝望的感受，都是从心里面一点一点渗透出来的。那力量之坚定、绝然，几乎让我完全说不出话来。我坐在那儿，手心冰凉，觉得绝望，孤独，想逃离。

可是，这跟在咨询室内发生的任何一个“反移情”一样。在咨询室内，咨询师要帮助的，是坐在你对面的这个人。尽管你害怕，恐惧，你仍要知道，坐在你对面的这个人，是需要你的帮助的。

我所在的机构，每次开始一个新的个案，我们都要和来访者签署保密协议。协议里面有一条是这样的：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我承诺保密，但是有两种情形除外，一种是你告诉我你可能会自杀，另一种是你可能会伤害其他人。我们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来访者的、或是其他人的生命安全。

每次我在跟来访者澄清保密协议中这一条的时候，总是会有人笑起来，说没有没有那么严重。或者有人会说，你这样说，有点吓到我了。最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样的必要，总是把气氛弄得紧张，或者是尴尬，把自己弄得像个不苟言笑，乏味无趣的小老太太。

一直到我遇到第一个告诉我想要自杀的来访者，一直到我接触到更多地，抑郁的来访者。我慢慢知道，你能够直接地提起死亡，和他们去讨论死亡，你能够直接地去询问他们对死亡的感受，他们自杀的念头，自杀的计划，你在他们生命的那个时刻，能够坐在一旁，倾听、和跟他在一起，这对于他们，是多么多么地重要。

有一个调查说，几乎所有自杀完成的人，在自杀之前，都有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求助，只是身边的朋友常常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恐惧、慌张、或甚至是善意，错过了时机。

而倘若你可以去倾听，去提问，去讨论死亡，无论你是否真的改变他们的意图，他们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他们内心的声音，伤痛，是被人听到了的。而你的“不保密”（你会和帮助他和专业的危机干预机构、重要他人取得联系），也对于他们来说，敞开了一条和外界联结的可能性。

这不一定足够，但是能够给人带来希望。其实时至今日，我仍然一样，当来访者跟我谈起“死亡”，心有惴惴。我仍然会觉得不安，脑袋空白，心跳加速，觉得害怕。也仍然会半夜睡不好觉，甚至接连一两个星期自己也抑郁起来。会在家里一蹦三跳地，嚷嚷说自己再也不做心理咨询这个工作了。我也有的时候，身边的朋友插科打诨，半真半假，说到“自杀”，我忽然“咨询师”附体，认真地询问他自杀的想法，感受，计划。多半朋友都说，我艹，你来真的。

但是，谁知道呢。因为你付出的代价最多是显得“神经兮兮”，而有可能做到的，是在一个人求助的时候，给予哪怕一点点的慰藉。

毕竟，这是人的生命。我听到、见到许多许多从死亡边缘走回来的人们谈起，说，这曾经是他们生命里的一个状态。而和任何一个积极的生命状态一样，它一样值得我们，尊重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