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我们发现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反封建，而由于它的发起人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以这场运动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至于新文化运动的分期和阶段特点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限将它分成两个时期。
　　新文化运动的性质
　　新文化运动是指20世纪初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目的是要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力争实现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新文化运动的阶段分期和内容特点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新文化的阶段分期观点不一，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以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前后两个时期的分水岭，包括现行高中教科书中亦采用这一观点。这实际是从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来划分阶段的。《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也引用了这一观点。另外，在《中国近代史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一书中，编者实际是把1918年作为新文化运动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期，这其实是从新文化运动的内容表现来划分的。
　　教学之余，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为了能更清楚和更全面地讲解新文化运动，我们不妨把新文化运动划分为三个时期：
　　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到十月革命前。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宣传民主与科学、批判孔教和提倡文学革命三个方面。在《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青年应自主、进步、进取、面向世界、有用实利、追求科学等六大主张，接着，他把这六大主张概括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并指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五国运动文选》第195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民主和科学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和批判封建旧文化的思想武器。同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干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中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而“文学革命”主要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青年》自4卷1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
　　应当说，在这一阶段，新文化运动基本上局限于高等院校和城市知识分子中间，未能同政治斗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在思想方法上还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对祖国文化遗产不加分析地完全否定，对西方文化过分崇拜，它所使用的思想武器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思想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未能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然而，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使封建统治思想遭到沉重打击，促进了知识青年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
　　十月革命爆发后，世界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开始高涨起来。《新青年》的编辑者们深感不评时政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5卷5号起，《新青年》大为改观。为了更及时地反映和评论当前的政治问题，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又创办了报纸型的《每周评论》。它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积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是五四运动在思想舆论准备方面的一个指导性刊物。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各地涌现出了许多进步社团和进步刊物。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昌发起了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1918年7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的少年中国学会。
　　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封建势力的极端仇视与恐惧。反动军阀诬蔑新文化运动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企图用强硬手段来抑制它。所以，这一阶段的文化界展开了“新旧思潮之激战”。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掀起了要求进步，寻求科学真理，追求解放的热情，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条件，为五四爱国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走上了彻底反帝的道路，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解放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努力去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7月25日，苏俄宣布无条件地将沙皇政府在中国掠夺的一切权利，一律放弃，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次年3、4月间，该宣言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在文化、工、商等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促进作用。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刊物；出现了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出现了大量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译著；涌现出了一大批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分子。
　　当然，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同时，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也蜂拥而至。马克思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多次论争。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论战，即与进行“问题与主义”的辩论。胡适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用实用主义取代主义的社会革命论。等马克思主义者则提出：“问题”与“主义”不能分离，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那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个根本的解决就是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则，“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也不能实现”。
　　接着爆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主张走“实业救国”道路。他们宣称“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但又以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将来实现社会主义，应采取和平或渐进的方法，用社会改良主义代替阶级斗争学说。等撰文指出，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开发实业，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根本行不通，只有组织工农群众，进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行社会主义，才能“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
　　另外，马克思主义者还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论战。以黄凌霜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摒弃一切国家，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陈独秀等撰文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有坚强的组织纪律性，才能形成力量，通过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消灭国家。
　　通过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并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知识分子亦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们创办刊物、团体，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因此，这一阶段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已转变为新民主义的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