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在20世纪90年代绝对是最热门的出国游线路，甚至在洛阳当时常听到这样的笑话：俺也去过“新马泰”——辛店、马坡、太平村。
　　1998年仲秋，因工作原因，我游了一趟新马泰。马来西亚首都高耸的标志性建筑双子塔，云雾笼罩的云顶游乐场，一望无际的椰树林，至今仍记忆犹新。泰国芭堤雅熏得游人醉的海风、绵软的银色沙滩，高唱《血染的风采》等中国流行歌曲的文艺演出，令人印象深刻。相比之下，新加坡只是一座安安静静的城市、一个郁郁葱葱的花园，美则美矣，不免单调乏味。
　　然而，随着的流逝，关于新加坡的一些细节，却在我的脑海中愈来愈清晰。
　　微胖的新加坡华裔女导游，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总统府前一片巨大的草坪，修剪得如同一尘不染的绿毯，却几乎没有花木点缀。坐在车上经过著名的鱼尾狮像旁时，感觉也没有想象中的高大。夜晚观看水幕电影，影像也是相当的模糊，后来明白那也就是一个小型音乐喷泉而已。至今，在开元湖音乐喷泉旁散步，还会禁不住向同伴作一番大与小的比较。
　　到新加坡之前，泰国的导游已经打过“预防针”，一再告诫：到了新加坡，一定不要乱丢杂物，特别是口香糖，连携带都是禁止的。如果不注意，你们腰包中的人民币不够罚款，可能连国都回不了的。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到达之后，新加坡的整洁还是让我们震惊。从出樟宜机场，直至第二天经过柔佛海峡离开，不管马路上，还是景点里，真的未见到一片纸屑、一块果皮，更未看到一丁点儿当时我们城市中还见惯不怪的痰迹、嚼过吐掉的口香糖。
　　新加坡人天生“洁癖”？非也。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我在新加坡馆看到一段宣传视频，其中李光耀亲自上阵讲解，他说到这样一件事儿。最初，新加坡农民搬进楼房居住，也带来许多陋习，比如有人在电梯里大小便。当局在电梯里装了摄像头，发现大小便者，严罚重管。久而久之，陋习逐渐消失。
　　旅游归来，我说得最多的不是新加坡的异国风情，而是一桩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住在新加坡一家酒店里，并无睡意的我和团友外出散步。夜深人静，在一处十字路口，一辆摩托车从远处疾驶而来，其对面的红灯亮起。我们视野所及范围内，无其他车，也无其他人。我问：“摩托车会停下来吗？”团友不敢肯定：“我们看看吧……”在红灯前，摩托车停了下来，孤零零地等待着绿灯。那次红灯时间仿佛特别长，长得我们害怕骑摩托的人失去耐心而闯过去。然而，直至绿灯亮起，那摩托车才轰鸣起步，消失在一段弯道上。
　　记得团友轻轻感叹了一句：“什么时候我们的市民也能做到这样啊？”我明白他的意思。当时，即使是大白天，我们城市的主干道也有不少人车违章，更不用说夜深人静之时。当然，如今我们多数市民的交通意识，已不逊于那位新加坡的骑车者。无数次凌晨下班，我驱车行驶在开元大道上，独自等红灯时还会想起那一幕。
　　李光耀近日病逝，媒体连篇累牍报道，且不吝赞美之词，说经济发展，说政治模式，说外交政策，不一而足。其中一篇评论说道：李光耀通过社会运动及严刑峻法，提高国人的素质。外国媒体冷嘲热讽，形容新加坡为“罚款之邦”“保姆之帮”。但李光耀说：“他们可以嘲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会是我们。”
　　我想，经济可以起伏，时局可以变幻，也许新加坡人可以恒久受益的，反而是李光耀强力推行的清洁运动、礼貌运动等社会运动。这些运动的理念契合儒家传统，也是尤其值得我们“学回来”的东西。
　　新加坡是蕞（zuì）尔（蕞尔形容地区小）小国，李光耀却是政治巨人。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李光耀治小国，如修建花园，如种菜绣花，如保姆当家。某种意义上，李光耀不亦新加坡哲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