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教神社 　　日本人尊崇神道教，很多人可能有一种错觉，认为进化论在日本不会有任何的市场，但其实正好相反。进化论刚提出时在欧洲备受争议，很多人讽刺达尔文，但是当这一理论遇到信奉神道教的日本人的时候，却很容易就被接受了，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促进神道教在日本的传播的呢？ 　　为日本带来进化论的爱德华·莫尔斯 　　在日本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及达尔文之名的，为葵川信近的《北乡谈》（1874）。葵川当时是奈良一所神社的大宫司，地位仅次于祭主。书里不但提到达尔文，还简略介绍了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猩猩到人类的进化，甚至援引佛说加以印证。 　　但是史家一般认为，在日本系统介绍进化论的，始于三年后美国动物学者爱德华·莫尔斯（1838-1925），他于1877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开设生物学讲座，有两个班九十名左右的优秀学子，他们后来多在医学、生物学、教育学、考古学等方面有所建树，成为宣传和普及进化论的主力军。如其得意弟子石川千代松就整理出版了讲义笔记《生物进化论》（1879、1883），并撰写《进化新论》（1891）一书，成为早期传播进化论知识最重要的著述。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可以说是在其直接影响之下的撰述。 　　莫尔斯后来在其日记《日本的日复一日》（平凡社1970年日译本）里，记载有约六百人听讲的第一堂讲座的情形： 　　1877年10月6日，星期六 今夜在大学的大讲堂，我讲了有关进化论三讲的第一讲。有教授数名及其眷属，以及五六百名学生前来，几乎全部都在做笔记。…… 可见听众怀着极大的兴趣，没有在美国所遭遇过的那种因宗教偏见而引起的冲突，讲述达尔文的理论，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讲演结束的瞬间，响起了非同寻常甚至神经质的掌声，我觉得两颊热乎起来。一位日本人教授对我说：“这是在日本的第一堂有关达尔文的讲义，我怀着兴趣等待其后的讲义。” 　　信奉“天照大神”的日本人为何拜服进化论 　　日本固有的思想资源，尤其是经过“神佛习合”的神道教的“万物有灵”、物物相生的自然观，为日本人接受进化论做了垫铺。 　　150年前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其进化论在欧洲最具冲击波的言说之一就是“人猿同祖”论，而且人猿都是在漫长的过程中从自然界的原始生物、低等动物发展而来的。这对基督教《圣经》的上帝创世说来说，无疑是根本性的颠覆，因为生物进化容不下上帝创世的过程。 　　所以进化论从一开始就在欧美遭遇风暴式的抵抗，怪不得温文儒雅的绅士赫胥黎竟然自称为“达尔文的斗犬”，几乎一生都在与反进化论者争辩。到如今，据调查显示，美国还是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相信进化论，进化论与“创世说”之间仍然泾渭分明。 　　可是在东方的日本，在莫尔斯进化论布道的第一天，他所遭遇的精英层听众却如此热情虔敬，让他意外地“脸颊”发热。 　　一方面，当时很多日本人难以接受“人猿同祖”的进化论结论，他们认为人类、尤其日本人是“天孙”的子孙，是神祇的后代。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本土的神道教认为大自然本身就具备神格，世上的一切都是神创神造，自然会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进化过程，人的先祖和猿的先祖都来自于神代的神祇，从这一观点出发，接受“人猿同祖”的生物进化理论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这就是为什么像文端所引的葵川这样的神职人员，也会欣然接受进化之说，并且自然以佛学对应。 　　日本固有的思想资源，尤其是经过“神佛习合”的神道教的“万物有灵”、物物相生的自然观，为日本人接受进化论做了垫铺。 　　江户医学者镰田柳泓（1754-1821）在其著作《心学奥栈》（1816）中说过这么一段奇妙的话：“一种草木之变，成千草万木；一种禽兽虫鱼之变，成千万种禽兽虫鱼。......以此而论，天下生物，有情无常，一种之散，以成万种。人身亦如之，起初唯禽兽胎内，展开变化，生而来者。”已经非常接近进化论的叙述了，只是镰田说是一种缺乏实证的随想而已。 　　进化论与神道教的妥协 　　明治17年（1884），神道成为日本国家宗教，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作为明治科学思想代表的进化论，就更有与其妥协的必要了。我们可以从当时四位顶尖的学者，考察这种努力是如何实施的。 　　第一位是加藤弘之（1836-1916），明治政府最重要的御用学者。加藤早年信奉自由主义，在其所著《真政大意》、《国体新论》中倡导“天赋人权”，相当左翼激进，后来接触了海克尔（1834-1919），改信国家至上论，贬斥“天赋人权”在一个以“优胜劣败”为法则的社会里，是一种“谬见妄说”。 　　在宗教问题上，无神论者加藤认为“宗教是迷信，并对日本的国体有很大害处。”一则宗教与天皇制有龃龉，危害国家的统治基础，信奉宗教者就不会忠于国家；二则作为迷信的宗教，信奉未知之物，不利于“知识的进步”。但他认为宗教这种有害的信仰或多或少还是必要的，因为下层社会不通事理者仍占多数。 　　加藤认为进化论是一种一元论，相信因果主义，即宇宙只有“因果法则”一个本源，万物的生灭都受其支配。进化论威胁到皇国史观，神道家和国粹主义者对其严加排击，但加藤认为国体和进化论是“位相”不同的两码事情，两者择一的选择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是不同层面的东西，因而可以两立。 　　第二位是基督教牧师海老名弹正(1856-1937)，他一生宣扬社会进化论的“适者生存”，因而支持日俄战争和“日韩合并”，认为其体现了基督教精神和进化论发展观。 　　他最出名的论调就是“神社非宗教论”，认为国家神道并非宗教，而是“超宗教”的意识形态，可由高等宗教基督教辅佐，剔除围绕“神道”民间信仰的“迷信”和“虚妄”，完成日本古来的“敬神思想”而达到建立“新日本精神。” 　　这种将“道德性”涵养注入本土宗教的论调，被称为“进化论宗教论”。他主张“基督教魂（逻各斯，logos，理性、理法）与大和魂（国家神道）的一致。”还认为“国家价值”高于基督教的“宗教价值”，譬如他认为日本传统的“纪元节”和“天长节”就比主的“安息日”优先重要。他也曾经批评基督教徒对皇室的不敬姿态。 　　以“国家至上主义”为核心的海老名“神道基督教”，是基督教的本地化、神道化或者日本化，是基督教在日本本土的变容，其方法论正是进化论。 　　丘浅次郎《进化论讲话》 　　第三位是科学家丘浅次郎（1868-1944），其《进化论讲话》第十九章标题为“进化论与宗教”，谈论宗教问题。丘氏最醒目的观点就是：“一切宗教皆为迷信”，但是他又认为：“迷信却因为其非常强有力的缘故，为了自己所属人种的繁荣，消除迷信与此方针相矛盾之处，保护与其方针一致的迷信成为必要。…… 对做学问者来说，宗教是没有必要的，但对不务学问的大多数人来说，为了安心立命，却需要入用某一宗教……佞于迷信程度的信者众多，在世上无法去除迷信是很明显的事情。如果迷信无法去除，保护适合人种维持目的的迷信，别无他道。” 　　所以他非但未对神道教和皇国史观明确加以否认，而且还从进化论的角度证明神道教的合理性和现时必要性。 　　登基大典时的日本昭和天皇裕仁。据说，昭和天皇在其卧室里一直挂着达尔文的肖像，并以自身作为生物学者为傲。 　　最后一位是佛教徒加藤玄智（1873-1965），战后广受诟病的“国家神道”（State Shinto）一语，就是加藤的造语。占领军总司令在著名的“神道指令”中就使用其语发布“政教分离”的命令。 　　加藤认为神道的神髓精华为日本国民的忠君爱国至情，他看到日本国民的天皇奉仕精神呈白热化状态，形成以天皇为至极对象的国民宗教。 　　加藤神道论有四个特点：激进神皇论、强烈宗教性、宗教进化论的路径（与国学和复古神道观对立，走新宗教路线）以及包容性格（强调同化力和习合性，吸收佛教、儒教等其它教义教理）。原本神人分离，神是神，人是人。神人交涉、神人融合归一，这种神人的接近和结合，加藤认为就是宗教史的发展和进化。他认为“宗教与人文开化的历程相呼应而进化发展。”“宗教进化”的过程，在他看来，就是“演进发展的宗教意识”。 　　在进化论与神道教之间淡定自如的日本人 　　战后非常出名的社会史学者山本七平和小室直树在对谈集《日本教的社会学》（1981）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颇能发人深省： 　　山本：如果是天皇制原教旨主义者，就不能不否定进化论。谁能容认天皇是猴子的子孙之说呢？他是神的子孙呀！ 　　小室：但是谁也不把这个看作问题。 　　山本：那真是不可思议，战时谁也没有在乎过进化论教育啊。当我在菲律宾的战俘收容所听一名美国兵宣讲进化论时，我比起来知道的多得多。那个傻瓜，真不知道在说什么。只有中学程度的知识，却对俺解释进化论，什么德性？反过来我给他解释比格尔号（即Beagle，考察时乘坐的英国海军帆船—引者注），那家伙大吃一惊，就问我：“那么你们认为现人神（亦人亦神，指天皇—引者注）是猴子的子孙吗？” 　　小室：日本人谁也不觉得有什么矛盾。 　　山本：不觉得有什么矛盾，但被美国兵一提起，轮到我吃惊了。天皇被视为现人神的国度，应该不会有进化论。在他们看来，这是逻辑的结论，所以会热心地解释进化论。 　　小室：反过来如果相信进化论，就不会相信天皇是现人神。所以除了两者择一别无他法，不可能两者兼信。 　　山本：不可能。那么为什么在日本教里会两者兼信呢？这就是日本原教旨主义的最基本问题。 　　真的，据说现人神的本尊昭和天皇在其卧室里一直挂着达尔文的肖像，并以自身作为生物学者为傲。大多数日本人对兼信科学的进化论和宗教的神道教不以为忤，这也许就是日本人国民信仰的特征吧？（文/赵坚） 　　（作者简介：赵坚，上海人，曾经就读复旦中文系的硕士博士课程，后留学日本、加拿大，长期在海外执教，留心于比较文化的研究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