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生时代铜器 　　日本弥生时代的金属器具并非日本本土发明，而是由当时的中国大陆直接或者间接通过朝鲜半岛传入的。根据考古发现，日本弥生时代主要有三种金属器具，分别为铁制农具、青铜武器以及青铜器具。其中铜镜、青铜武器、玉类后来演化成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三种神器”。 　　铁器和铜器 　　《三国志》（魏书·倭国传）云：“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长上，竹箭或铁镞，或骨镞。”说明弥生人已经使用铁器。 　　金属器大致与水稻同时传到日本，时间约在绳文后期与晚期之交。青铜器以山形县三崎山遗址（后期）出土的青龙刀爲最早，铁器的传入则以福冈县曲田遗址（晚期）的铁斧爲嚆矢。至于金属器的源头，日本学者大多主张来自朝鲜南部，近年王金林著书提出异议：九州北部和朝鲜南部同时盛行青铜武器，“很难说是谁先谁后，或谁影响谁的”，吉野里发现的铜矛铸型，“袋部筑有节带及两侧有耳的技术是中国铜矛的传统技术”。 　　考虑到水稻农耕出现的地点和时期基本与铜铁器具相同，那麽两者的传播路线也应当有密切关联。因而我们认爲，至少是早期的金属文化，主要从江南通过海上航路传入九州一带；然后，金属文化与水稻农耕一起，从九州再向本州东传。 　　从中国大陆直接或经由朝鲜半岛间接传入日本的金属器，就其功能而言有以下3类：生産工具，如斧、锹、镰、锄等；武器，如剑、矛、戈、刀等；其他器皿，如镜、铃、钱、钏等。 　　第一类生産工具以铁器爲主 。铁器最早出现在绳纹晚期，弥生时代逐渐普及。据漥田藏郎统计，弥生时代的铁器遗址共发现203处，出土各类铁器524件，其中前期6处（15件），中期52处（191件），后期96处（244件），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 　　从出土的遗物看，大多爲铁锹、铁镰、铁锄等农具，也有铁斧、铁凿、铁刨等加工木器的工具，在福冈县御床松原遗址还发现铁钩、钓针等渔具。此外还有铁制武器，如福冈县立岩堀田遗址出土铁剑4件、铁矛1件、铁戈2件等，《三国志》（魏书·倭国传）说倭人使用“铁镞”，这个记载也已得到考古发掘的印证。 　　上述遗址发现的铁器成品，包含舶来品和仿制品两种。仿制品的出现有以下3个理由：舶来品依靠移民或使者携带，考虑到当时的航海条件和日本的大量需求，不能保证持续和足够的供给；铁器与石器不同，破损以后还可重新锻造；遗址中发现数量可观的铁块和锻造过程中留下的铁渣。 　　弥生人一旦掌握了冶炼技术，他们开始设法获得铁材，自己锻制各类工具。有关这一点，《三国志》（魏书·弁辰传）提供了间接证据：“（弁辰）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弥生人从盛産铁矿的弁辰购买铁材，完全符合弥生中期以后冶炼技术趋于成熟和铁器工具迅速普及的实际情况。 　　第二类武器以青铜器爲主 。青铜器与铁器一样，也在3世纪前后通过海路传入日本。由于弥生时代直接从石器时代跃入铁器时代，作爲生産工具的青铜器时代并不存在，因而青铜器主要以武器的形式融进弥生文化。 　　青铜武器主要盛行于九州，弥生前期多爲大陆和半岛的舶来品，数量不多；中期以后出现大量仿制品，数量激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舶来品多爲武器，但大陆移民实战主要使用更爲锋利的铁制武器，所以没有大量携带的必要；二是弥生中期以后，青铜器作爲武器也逐步让位于铁器、石器、骨器，制作精致、色泽鲜丽而来源有限的青铜器，被赋予神圣的意义，用作随葬品和祭祀器，需求量很大，于是便有了仿制的必要。 　　仿制品虽然还保持着舶来品的形状，但已经失去武器原来的本质，亦即形虽武器实乃宝器。这种内涵的变化自然会在外观上表现出来，其一是趋于大型化，其二是没有锋利的刃口，因而学术界将之称爲“武器形祭器”。 　　铜镜和装饰品 　　与铁制农具和青铜武器同时传入日本的，还有第三类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青铜器具，如货币、装饰品、铜镜等。 　　九州和本州的一些弥生遗址，如长崎县原之辻遗址、福冈县御床松原遗址、京都府函石浜遗址、大阪市爪破遗址等，均发现过时代的“货泉”。王莽所建的新代（8～23年）夹在两汉之间，时值王朝交替的混乱期，因而形成一个移民高潮，“货泉”的发现证明部分避乱汉人抵达日本。由于弥生时代尚无货币经济的基盘，这种“货泉”也就失去原来的价值。 　　相比之下，弥生人对装饰品更感兴趣。爱美之心人人皆有，绳纹人已用兽骨、兽牙、兽角、鱼骨、贝壳、玉石制作各类饰件，或插在头上，或挂在胸前，或垂在腰间，或套在手腕。当他们发现舶来的青铜饰品，大概会争相模仿。弥生中期以后，舶来品已经供不应求，于是出现仿制品。佐贺县樱马场遗址（中期）出土的有钩铜钏，虽从中国的铜钏（手镯）演化而来，但形状介乎方圆之间，且有突出的钩子，更多地保留了绳纹贝轮（贝镯）的特征；同时出土的巴形铜器（伴出铸型），其原形也被认定爲贝饰的一种。 　　第三类青铜器中，铜镜的出土数量最多，对弥生文化的影响也最大。大约从160个遗址中出土320余面汉镜，几乎囊括汉代流行过的所有镜式。铜镜的流布情况也与其他金属器一样，弥生前期集中在九州，中期以后向西扩散，此时仿制镜开始大量涌现。 　　铜镜在中国有两种用途，一是作爲日常生活用品，主要供妇女梳妆之用；二是作爲赍福辟邪的宝器，或挂于门厅，或随葬墓中。然而铜镜传到日本后，作爲生活用品的机能基本消失，作爲祭祀宝器备受青睐。 　　我们注意到，铜镜、青铜武器、玉类往往配套用作随葬品，在九州部落首领的瓮棺墓中几乎无一例外。这3种象征权威、显示身份的舶来宝器，以后不断被神圣化，最后演化成皇权标志的“三种神器”，一直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