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马台国 　　邪马台国文化是在摄取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邪马台国人的文化选择意识形成的过程中，究竟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呢？我们知道，影响文化选择意识的因素非常多，除了自然地理环境因素，还有社会历史原因，这种意识必然是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邪马台国居民文化选择意识的产生，与日本列岛同中国大陆若即若离的地理条件有关。从七、八十万年至一万年前的漫长岁月中，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始终是以陆桥相联的，自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人们又以渡海的方式恢复了往来。在列岛与大陆隔开的日子里，人们很com/so/可能.html' target='_blank'>可能通过口耳相传，将列岛西方是广阔无垠的大陆这一极为重要的事实留在记忆中。因此，当以扬帆摇橹的方式，能够在大海中航行比较可观距离的时候，人们首先是向西航行，寻找祖先传说中的大陆，那里是“传来稻米”的地方，是“美好的乐园”。可见，重新打开中日交往大门的很可能是中国大陆的人们，因为这里的经济、文化比日本列岛领先得太多了。在茫茫大海中扑捞的人们，必然不断探索新的空间，甚至风暴和海流，也会把人们送上东方的“瀛洲”。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分化，也使中国大陆几经震荡，部族之间的争夺、阶级之间的对抗，夏、商、周的更替、春秋战国时代诸候之间角逐，秦统一六国的战争，秦灭汉兴与两汉相继衰亡的战乱都会迫使那些死难临头的人们冲破惊涛骇浪，寻找大海中的“蓬莱仙境”。他们到达日本列岛之后，不仅把中国文化带给当地居民，而且使他们知道西方的中国大陆才是具有灿烂文化的神奇世界。于是，无论是分为“百余国”的时代，还是分为“三十余国”的时期，日本列岛上的探险家们都把到中国大陆摄取先进文化，作为神圣的事业。由于当时的航海技术，少数人跨过大海的文化交流可以实现，而规模的军事远往又不可能。于是，滔滔大海就成了一道天然屏障，邪马台国的统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能力和价值取向，自由地选择中国文化，而中国大陆上的政治势力却无法对其实行武力征服，因此，也就无法强迫其接受某种文化，更谈不上大规模的民族同化。同样有大海的阻隔，希腊人跨过爱琴海对特洛耶的征讨，罗马人跨过亚得里亚海对希腊的征服、跨过地中海对北非和西亚的远征，在邪马台国所处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只是日本海比爱琴海、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更难跨越一些，因而也就有幸使邪马台国安居一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文化成果。尤其应该指出的是邪马台国曾与公孙氏政权通好，当曹魏大军灭掉公孙氏后，立即遣使“朝献”，从而非但不使曹魏王朝对邪马台国兴师问罪，反而加封厚赐，使其文化选择事业更加得心应手。 　　部族集团的角逐，直接推动邪马台国居民的文化选择意识的形成。由于山水的阻隔，形成日本列岛一个个相对隔绝的小块平原。在前邪马台时代，在这小小的地理单元内，往往形成相对独立的部族集团。这些部族集团在中国先进文化的激发下，纷纷设官遣使，以向中国王朝贡纳的方式，争取册封和厚赐，以便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摄取中国文化。这些部族集团的首领们，也学着中国的统治的样子称孤道寡，把自己的部族集团称为“国”。他们在竞争中已清醒地意识到，谁能更多地有选择地摄取中国文化，谁就能在竞争中获胜。由于九州、尤其是北九州，在地理上与朝鲜半岛接近，能优先摄取中国的先进文化，这里的部族集团就一度在摄取中国文化的活动的处于优势地位，使其在经济和文化上呈现领先水平。在北九州志贺岛出土的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阴刻篆字的金印，说明北九州曾盛极一时，所以东汉光武帝才封其为“倭奴国王”，并“赐以印绶”。然而，由于九州北部多山，一块块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不便于各部族之间的交往。九州地区河流又均较大，在生产力尚低的条件下，很难开发水利资源。这里又是沿海地带，农作物经常遭受台风、暴雨的袭击。尤其是九州地区易于获取中国的文化成果的优势，促使其满足于使用现成的舶载品，或者最多也仅仅是简单的仿制，所以使生产技术发展较慢，社会进步不大。与九州不同，本州的近畿地区虽然摄取中国文化的条件劣于九州，但以奈良为中心的大和盆地，面积较大，适于农耕，更适于较多的部族集团聚居。近畿地区较小的河流，也易于控制，便于发展灌溉事业。这里又处于海湾内侧，受强风侵害较小。尤其是那种劣于九州获取中国文化成果的不利条件，促使他们在模仿中国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开始由消化而进入独立创造的地步”。从而，形成了相当强大的邪马台国，周围很多“国”都被迫臣服。对所设“一大率”的“畏惮”，也说明了这个国家的实力。然而，不要说那些独立于邪马台以外的国家，如南边的狗奴国“素不和”，时有“相攻击”的事发生，就是暂时臣服于邪马台的各“国”，也有时表示“不服”，发生“相诛杀”的事件。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在摄取中国文化的过程，区别取舍，选择吸收，十分重要。否则就会既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也会引起部族成员，所属诸“国”，甚至众多部族集团的不满和仇视，群起而攻之。所以，统治集团在吸收中国文化过程中，确定选择标准十分重要。既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地位，又不能与整个社会发展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相去太远。这一点，在邪马台国摄取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已相当注意。可见这与各部族之间的相互制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大陆移民的作用，是邪马台国居民文化选择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古代中国大陆移居日本列岛的人们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在海上作业时被风暴或海流送往日本列岛的；另一类是为了到大海中的“瀛州”寻找新的生活空间；第三类是日本迎请或抓捕去的文人、工匠和长于农耕的普通劳动者；第四类是被战乱或政治压迫驱赶入海求生的各阶层居民。在这几种类型中，第三、四种类型居多。因为，在那样的时代，海上作业一般不必、也不能走得太远，而中国大陆的肥田沃野很多，绝大多数人们都不必、也不想到滔滔大海中冒险。然而，日本学者认为，水稻是绳纹时代晚期后半传入日本九州的，而绳纹时代是日本列岛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历史时期。那么将这个时期所跨越的6000年，如果分为前、中、晚三个时期的话，每个时期应为2000年，“晚期后半”就应为公元前3000年。能带着稻种赴日肯定不会是偶然漂流去的人们，战乱的亡命者的可能也很小，那样遥远的古代，应邀赴日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很可能是前面所说的第二类人，即主动前往日本列岛开辟新生活的人们，他们在走向茫茫大海之前，已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带食品、衣物、工具之类，连稻种都选好装船。第三类、第四类大陆移民，他们可能对日本的文化发展，包括文化选择的贡献最大，因为他们不仅人数较多，社会成分也相当复杂，其中不乏有较高水平的文化人、战败的武将以及败亡政府的官员。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205年(东汉建安十年)新罗为取回人质遣使日本，由于新罗使者巧施诡计使人质逃归新罗，日本的葛成袭津彦“乃诣新罗，次于蹈鞴津，拔草罗城还之。是时俘人等，今桑原、左糜、高宫、忍海凡四邑汉人等之始祖也。”可见，在这次战争中，葛城袭津彦掠回很多汉人，后来竟繁衍为四座城邑。文中所说的“蹈鞴”即脚踏风箱，蹈鞴津可能为冶炼手工业者集中之所。之所以将这些人俘往日本，大概他们大都是冶炼技术很高的工匠。由于战乱被驱逼渡海赴日的人数更会相当可观，很可能是以家族或地区为单位的集团迁徙。《日本书纪》常谈到多少“县”人从大陆移居日本。这些冲破大海的波涛，亡命他乡的人们，经过大海洗礼，勇敢精神和勤劳品德会倍加提高。他们要在那块陌生的土地上生存下去，必须努力识自己的才智，也要把母邦的灿烂文化传授给当地居民。然而，他们已掌握的知识必竟有限，不断返回母邦摄取文化成果，以发展生产、丰富生活。然而，由于特殊的经历，他们比当地居民更了解中国文化体系的内在构成，何优何劣，精华糟粕，他们十分清楚。因地制宜，因人而宜，择优剔劣，量力而学，是他们在为当地的统治集团设计吸收中国文化方案时坚持的价值取向。当魏使访邪马台，带去魏王朝皇帝诏书、印绶和礼物后，邪马台国女王十分高兴，“因使上表”。这一书写表文的人很可能是渡日汉人，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肯定会影响邪马台统治集团。邪马台国统治集团可能正是在这些渡日汉人的影响、推动下，才形成了那样的文化选择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