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夏天，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第一次在杨绛家中见到了钱锺书的外文笔记，那是上万页有关西方文学的摘要，它们仅仅是钱锺书外文读书笔记的冰山一角。

    应钱锺书夫人杨绛的邀请，莫芝宜佳和她的丈夫莫律祺一起，花了数年时间，共同整理了包含七种文字的外文笔记。昨天，《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全三册）第一辑在商务印书馆首度露面，按照计划，《外文笔记》将总共推出四十八册。

    外文笔记共211本35000页

     103岁的杨绛没有来到现场，她通过录音的方式，由衷感谢商务印书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的通力支持。杨绛说，2011年，钱锺书《中文笔记》出版后，她曾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也能出版《外文笔记》，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早在2000年，杨绛就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将钱锺书的全部读书笔记影印出版，名为《钱锺书手稿集》，包括《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三部分，前两部分均已出版。《外文笔记》的篇幅相当于前两部分的总和，也是钱锺书读书笔记中分量最重、内容最丰富的部分。

    钱锺书1936年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开始做笔记，这个习惯持续60多年至他去世前。根据统计，钱锺书外文笔记有211个笔记本，约计35000页，是他阅读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希腊语七种语言书籍所做的笔记。涉及题材十分广泛，包括哲学、语言学、文学作品及批评、文艺理论、心理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甚至还有通俗小说、笑话、百科全书等。

    此次出版的第一辑是钱锺书在留学欧洲时的外文读书笔记，涉及英、法、德语和少量的意大利语、希腊字母。

    仅整理目录即费时三年

    整理钱锺书外文笔记目录堪称一项艰难的工程。

    钱锺书1998年去世后，杨绛就找出他的大量笔记，开始了最初的整理。但她发现，钱锺书的笔记经常前后互相引证参考，编排起来非常困难，而且她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1999年夏，恰逢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来北京，而她通晓多国语言。“我就请她帮我编排。”杨绛如此说道。

    莫芝宜佳昨天来到了首发式现场，她至今记得初见钱锺书外文笔记的情景，“外文笔记装在大箱子里，杨先生为笔记贴了很多细小的页码，有的还加了评语。”这些笔记有的写在装订好的本子上，有的散页装在信封里，很多都是手写的，一小部分是钱锺书自己用打字机打的。

    光是排出笔记的先后顺序就大费周折。“如果钱先生使用的是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的笔记本，或者在本子前面记下他在巴黎的地址，或者写上他想去的图书馆的名字，编排起来相对方便得多。”莫芝宜佳说，但很多时候，他们无法还原散页的原有顺序，因此推断：笔记的某些页也许丢失、毁坏或顺序打乱了，“这些我们也收录进来，希望能借助读者的敏锐嗅觉，找到这页或者那页笔记的正确归类。”

    莫芝宜佳利用1999年和2000年暑假，为笔记编出了一份最初的目录。2012年，根据出版工作的需要，杨绛再次请莫芝宜佳夫妇，为《外文笔记》又重新进行了整理和编目，历时近三年。他们将笔记分为六辑，并为全书和各辑笔记撰写了序言。

    当今学者做学问缺乐趣

    在国内外学者看来，钱锺书的摘录艺术、治学态度全都凝结在这些外文读书笔记里，即便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它们也是一笔珍贵财富。

    “摘录笔记是东方和西方的古老传统，而钱先生将其发扬光大为惊人的艺术。”莫芝宜佳说，即使对她这个欧洲人而言，钱锺书所摘录的内容也常常出人意料。“他的读书笔记题材丰富多彩，有时是优美的诗歌，有时是通俗的笑话。面对它们，就像是和有趣的人在沟通，让你惊奇，让你有新的发现。”

    一位中国学者的外文书写，在德国学者眼中也堪称书法艺术，莫芝宜佳说：“他的书法飘逸，非常有吸引力。”此外，钱锺书在摘录笔记的同时，画上几笔自画像，嘴角下弯，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透着顽皮，圆圆的大脑袋显得有点无奈，有点伤感，又有些诙谐。

    不仅如此，国内学者还认为，通过钱锺书多年记下的读书笔记可以看出，他对西方文学研究与理解的深入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而《外文笔记》的出版，不仅可以让后学者对这位大师的学术研究予以客观全面评价，更是架起一座东西方沟通的桥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黄宝生回忆：“我曾经去过钱先生家，他家里没有多少藏书，他的学问都在他的笔记本里。他的每篇论文都是厚积薄发，如果没有那么多学术涵养，这些论文怎么写得出来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学者郭宏安则认为，钱锺书做学问的态度值得当今学者反思，“从他碎片化的读书笔记可以看出，他做学问有好奇心，有乐趣，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而不像现今的学者做得很苦，看不出乐趣在其中。”他认为，如今学者做学问都极力建立自己的体系，急于出成果，这或许是他们难以享受到乐趣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