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 　　日本在性上面的开放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其实，除了异性之间的相互恋慕，从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武士的男色之好十分盛行。当然，这股男色之风绝非空穴来风，虽有日本享乐主义欲望论作祟，也不乏各个方面的客观原因。 　　日本武士好男色的历史渊源 　　武士男色之风的养成原因之一是平安时代贵族的“娈童癖”和“风流”之好，贵族的时尚是镰仓幕府成立武士执政以来在日常生活上的追求，从追求风雅的角度来看，“在江户时代男同性恋是一种崇高的雅癖”。于是，同性恋很快为武士阶层所接受，并迅速发展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 　　山本常朝在其讲述武士道的代表作《叶隐》中陈述了不少武士恋爱规条，例如：“恋爱的极致是暗恋，彼此见面后，恋爱的价值便会开始低落。终身秘而不宣，才是恋爱的本质。”这里所谓的本质就是“众道精神”，也就是男性的“同性恋之道”。 　　造成武士寻找男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幕府对于武士嫖妓的禁令，整个江户时代各代将军对于武士逛妓院的态度不一，有的宽松，有的严禁。在严禁的时候，武士不敢去逛妓院，便去看歌舞伎女演员的表演，女演员其实就是变相的妓女，在美丽的巫女阿国博得广泛的人气、备受吹捧名声大噪之后，许多游女纷纷模仿她，并组成了不同的歌舞团。当幕府连歌舞伎的女演员也禁止的时候，武士只好追求男色了，这是“若众歌舞伎”流行一时的重要原因。 　　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18-19世纪)，武士们搞同性恋还由于他们的贫困，他们身份虽高，没有钱的时候照样讨不起老婆。而在江户初期(17世纪)，武士因为身份的限制，不能迎娶庶民出身的女子为妻，如果在同一阶层找不到合适的女人，也得打光棍，这样的穷武士只好同病相怜，结成夫妻一般的盟兄盟弟。 　　武士追求男色的原因若从心理上分析，还主要在于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不善于言辞，不适应艺伎馆的调情。 　　日本武士好男色的相关历史记载 　　在平安末期，日本进入到“武者之世”，正如美国学者布雷特在《日本简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从朝廷统治到武士统治，这一转变使得日本的政治和文化发生了永久性的变貌。”同性恋很快为武士阶层所接受，并迅速发展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 　　在记录了镰仓时代诸多史实的书籍《吾妻镜》中，便有关于“舞童”的描述，例如：（元历元年十一月六日条）“......所劝申盃酒也，垂发吹横笛......”；（建久元年）“鹤岳宫法会，有童舞十人。”室町时代，男风日盛，例如“日本国王”足利义满（就是《聪明的一休》中那个傻萌的将军，1358-1408）便极好男色，其“近习”皆为美男子。 　　在“应仁之乱”（1467-1477）以后，日本进入战国乱世，这时候，蓄养“可爱的男孩子”已经不仅是一种风习或是审美，更是一种必要。 　　一方面，对于武士而言，战场成为其人生的一大舞台，在缺乏女性的军事行动中，性欲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有赖于身边的同性。另一方面，“下克上”之风的盛行使得人人自危，“小姓”（侍童、近卫）俨然是其主君身边最亲近的侍卫、最贴身的防线。 　　以“天下布武”为理想的“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蓄养了50余名“小姓”，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森兰丸（1565-1582）。他亦可谓战国时代最具代表的小姓：其一，森兰丸的父亲是织田家臣森可成，他死于宇佐山城之战，信长感念其忠诚，遂对森家遗孤格外照顾——收作“小姓”是延续主君家臣关系的一种手段；其二，森兰丸俊美异常，由于男子元服（成人）后必须束发，信长甚至亲自下令不许他元服、让其披发，由此足见其天人之姿；其三，森兰丸颇负才华，弓道精妙、又擅长数理，其十四岁开始处理政事，十六岁便出任“诸事奉行”（总揽信长日常起居、使者接见、公文往来）。以森兰丸为代表，在武家集团内部，“小姓”从最初的“娈童”逐渐演化为一种兼“侍童”、“近卫”于一身的角色，有时甚至是主君的“预备家臣”。 　　江户时代（1603-1867）以后，武士阶层男风愈盛，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04-1651）直至22岁仍不近女色，五代将军德川纲吉（1646-1709）豢养的“娈童”多达130余人。在这一时期，同性恋现象亦普及到町人（江户时代居住在都市的职人与商人的统称）内部。浮世草子作者井原西鹤（1642-1694）曾言：“没有盟兄的若众就相当于没人来提亲的姑娘。（“盟兄”、“若众”都是对男男相好者的称呼）。”而在歌舞伎、净琉璃的剧目中，同性相爱更是稀松平常之事。 　　此外，男色的性交易也日益发达。出身德意志地区的医生恩格尔伯特·坎普法（1651-1716）便观察到了“若众茶屋”招徕顾客的情形：“在这座城镇的主道上，坐落着9到10间小屋子，每间前面都站着一两个10-12岁左右的男孩，下流而又残忍的主人给他们穿上漂亮的衣服、画上精致的妆容、并让他们摆出女性化的姿态，这是为了满足富有的旅者们那私密的趣味——而日本人极其沉迷于这种恶习。” 　　日本学者猪口武德在《性》一书中指出：“日本的性意识是由自然的享乐主义与宗教的严格主义两者构成的。”在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享乐主义的欲望论显然逐渐压倒了严格主义的罪恶观，而同性恋与男色之好，亦深深根植在了日本社会与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