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成长了，本来就和母亲渐行渐远，他有他的思考，有他对这个世界的抱负，有他的朋友圈——那是任何父母都无法跨越进去的圈子。于是，和家人之间的感情也就渐渐平淡。

　　龙应台慌了，她不晓得该如何掌握住她与儿子之间的联系。于是，她邀儿子安德烈以通信方式与她合写一个专栏，一方面她可以透过书信来了解儿子的想法、内心到底在做什么打算，以及为人母亲最渴求知道的——过的好还是不好?这36封信就是如此产生出来的。

　　龙应台出生于台湾上世纪50年代，来自一个渔村。她的儿子80后，台湾和德国混血，生活在德国。龙应台的18岁，1969、1970年，住在人车杂踏、鸡鸭争道，只有一条窄马路的海边渔村(当时台湾也属“第三世界”)。白衣黑裙，准备考大学，对阿波罗登月、中国文革一知半解，外边的世界不存在。安德烈的18岁，踢足球，和朋友酒吧聊天、讨论《华氏911》和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义问题，准备考驾照、去旅游和学中文。音乐和美术对龙应台来说是知识，不属于内在涵养，自觉有美的贫乏和对生活艺术的笨拙。而安德烈一代人，在舒适、有教养的家庭长大(龙应台和安父亲都是博士)，网络使其拥有广泛的知识，艺术和美的熏陶唾手可得。

　　如此不同的两代人进行对话，他们讨论的话题涉及面很广，比如：族群问题和身份认同、政治运动和政治人物、民主自由和个体权利、价值取向和职业规划、流行文化和艺术鉴赏、生活习惯、个性发展、衰老、死亡以及恋爱问题等等，母子俩都在思考、解剖，贯穿其中的是坦诚和爱。

　　从他们的对话里，我看到的龙应台，是一个爱儿子的普通母亲，她在认真地了解、认识儿子，同时也在努力解释自己，三年的对话是成功的，母子收获了巨大的幸福。在我看来，龙应台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反台独、反独裁、反强权，追求民主、关心民生，厌恶作秀的政治人物，呼唤公平正义。在给儿子的信里，她对“贫乏”、“愚昧”的渔村娓娓道来(“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伪装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虽然艰难却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她对故土台湾爱的深沉。在一些话题的讨论中，她多次提到大陆见闻，关于将来，说在西安的一家回民饭馆里，16岁的从甘肃山沟小村里出来的女孩，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父母，安德烈说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龙应台就问：“安德烈，那16岁的女孩，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回想自己，龙应台说：“18岁的我，不知道高速公路，不知道下水道，没进过音乐厅和美术馆，不知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龙应台对安德烈说：“我对于享受和物质，带有几分怀疑的距离”，爬黄山的时候，她看到挑90斤重的少年挑夫，一边水泥、一边食品，早晨4点出门，黄昏爬到山顶，回到家深夜，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一天挣30块钱。她说：“安德烈，30块钱不到3欧元，不够你买3球冰淇淋，山顶咖啡一杯20元，我不太敢喝，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她讲黄山少年，我很激动，不知道安德烈是否也动容了。

　　从安德烈的信件中，我看到的更多是中西之间的差异，教育、意识，很多方面。比如，他们长于理性思考，而我们重情感抒发，他们会积极参与、干预现实，而我们更多是旁观。18岁的安德烈和他朋友讨论的内容在我们看来是不用讨论的，没什么好讨论或者讨论不出什么，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接受，而不是思考，我们不会思考，也不会想去思考。我们依赖长辈、领导，我们相信权威，我们从众、附庸。就香港选举时间表出台问题，安德烈置疑香港游行人数的少，在他看来，争取小小的本该的权利，为什么不发出声音呢?龙应台是呼唤民主的，她在游行之列。当然，一些问题上，安德烈跟我们一样顾虑、烦恼。“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我几乎确定不太可能有你们的成就，你会失望吗?”龙应台说：“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要你和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我完全赞成龙应台，但事实上只有少数的人不是被迫谋生。以龙应台的这一段文字来看，我认为，她衷心的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快乐的。所有的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快乐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为什么世上还是有这么多的父母把自己的期望压在孩子的身上呢?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是顶尖中的精英，不断的期许孩子的成就能超越自己，这或许就是变相的施压吧。但……就放任着他一事无成、游手好闲?不!所有的母亲都会担心，会紧张。如何拿捏其中的尺寸，正是母亲的为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