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是著名作家龙应台和儿子安德烈用三年时间互通书信的结集。 36封家书呈现了母子两代人心灵的碰撞以及中西不同文化对个体思想意识的影响。

　　谈人生

　　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谈感情

　　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它对别人也许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

　　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

　　谈教育

　　你小的时候，我常带你去剧场看戏，去公园里喂鸭子，在厨房里揉面团，到野地里玩泥巴、采野花、抓蚱蜢、放风筝，在花园里养薄荷、种黄瓜，去莱茵河骑单车远行。现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罗纳，看建筑，看雕塑。安德烈，我和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谈亲情

　　母亲想念成长的孩子，总是单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愿景，眼睛热切望着前方，母亲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父母亲，对于一个20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搬家具时碰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视若无睹的住惯了的旧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20年以后，你才会回过头来，开始注视这座没有声音的老屋，发现它已残败衰弱，逐渐逐渐地走向人生的“无”、宇宙的“灭”;那时候，你才会回过头来深深地注视。

　　在那个电光石火的一刻里我就已经知道：和你的缘分，在这一生中，将是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你离开，对着你的背影默默挥手。以后，这样的镜头不断重复：你上中学，看着你冲进队伍，不再羞怯;你到美国留学，在机场看着你的背影在人群中穿插，等着你回头一瞥，你却头也不回地昂然进了关口，真的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毕业，就是离开。是的，你正在离开你的朋友们，你正在离开小镇，离开你长大的房子和池塘，你同时也正在离开你的父母，而且，也是某一种永远的离开。

　　当然，你一定要“离开”，才能开展你自己。

　　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

　　谈成长

　　你弟弟也是在他14岁的时候，开始不再像“孩子”，而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翩翩少年的矜持。我不说破，但是在一旁默默地欣赏。我惊讶，“成长”这东西多么纤细、多么复杂啊。谁都可以看见一个男孩子长高了，细细的胡子冒出来了，声音突然改变了，鼓鼓的孩儿脸颊被棱角线条取代，但是人们不会注意到他眼里的稚气消失，一股英气开始逼人;人们也不会发现，他的穿着、他的顾盼、他的自我，敏感得像女高音最高的一个音符旋绕在水晶玻璃上。他的领子竖起或翻下，他的牛仔裤皮带系在腰间的哪一个高度，他穿恤衫还是衬衫，衬衫尾扎进或露出……所有的细节都牵引着他的心的跳动。而你我之间，安德烈，是有差距的;那个差距既是世代之差，也是文化之异，甚至是阶级的分野。

　　谈理想主义

　　我实在以你有正义感和是非的判断力为荣耀，但是我也愿你看清理想主义的本质──它是珍贵的，可也是脆弱的，容易腐蚀腐败的。很多人的正义感、同情心、改革热情或革命冲动往往来自一种浪漫情怀，但是浪漫情怀从来就不是冷酷现实的对手，往往只是蒙上了一层轻雾的假的美丽和朦胧。我自然希望你的理想主义比浪漫情怀要深刻些。

　　谈归属感

　　全球化的趋势这样急遽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逐渐地要摒弃“每一个人一定属于一个国家”的老观念?愈来愈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语言，没有国家;很可能他所持护照的国家，不是他心灵所属的家园，而他所愿意效忠的国家，却拒绝给他国籍;或者，愈来愈多的人，根本就没有了所谓“效忠”的概念?

　　谈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安德烈，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因此，你当然更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活。

　　谈尊敬

　　没名的，我尊敬那些扶贫济弱的人，我尊敬那些在实验室里默默工作的科学家，我尊敬那些抵抗强权坚持记载历史的人，我尊敬那些贫病交迫仍坚定把孩子养成的人，我尊敬那些在群众鼓噪中仍旧维持独立思考的人，我尊敬那些愿意跟别人分享最后一根蜡烛的人，我尊敬那些在鼓励谎言的时代里仍然选择诚实过日子的人，我尊敬那些有了权力却仍旧能跪下来亲吻贫民的脚趾头的人……

　　其他

　　中甸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香格里拉，有点像……孔雀说自己是麒麟。何必呢?活在人们的想象里，麒麟永远焕发着无法着墨、不能言传的异样光彩;一落现实，想象马上被固化、萎缩、死亡。

　　当威权政治和贫穷一起洒下天罗大网把你罩住的时候，品味，很难有空间。因为，请问品味是什么?它不就是细致的分辨、性格的突出，以及独立个体的呈现吗?

　　哈伯玛斯的学生，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曾经说，Kitsch就是紧紧抓住一个假的感觉，把真的感觉稀释掉。昆德拉的说法更绝：Kitsch让两颗眼泪快速出场。第一颗眼泪说：孩子在草地上跑，太感动了!第二颗眼泪说，孩子在草地上跑，被感动的感觉实在太棒了，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尤其棒!

　　谈问题意识(安德烈)

　　如果买耐克球鞋的人会想到耐克企业怎么对待第三世界的工人，如果在买汉堡的时候，有人会想到赚钱赚死的麦当劳，付给香港打工仔的工钱一小时还不到两块美金，如果买爱斯匹灵头痛药的人，在买的时候会想到，这些跨国药厂享受巨大的利润而非洲染了艾滋病的小孩根本买不起他们的药。如果带着这种觉悟和意识的人多一点，这个世界的贫富不均会不会比较改善?

　　我从来不给路上伸手的人钱，因为我不觉得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让每个人都有“问题意识”才是重点。可是我自己其实是又软弱又懒惰的，说到也做不到。就这样了。

　　谈同情(安德烈)

　　无法表达自己的人──不论是由于贫穷，或是由于不自由，或者单单因为自己心灵的封闭，而无法表达自己的人，我最同情。

　　为什么这样回答?因为我觉得，人生最核心的“目的”──如果我们敢用这种字眼的话，其实就是自我的表达。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邪恶，多到你简直就不知道谁最值得你同情：非洲饥饿的小孩吗?某些伊斯兰世界里受压迫的妇女吗?被邪恶的政权所囚禁的异议份子吗?而这些人共有一个特征：他们都无法追求自己的梦想，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无法过自己要过的人生。最核心的是，他们表达自我的权利被剥夺了。

　　母子三人谈香港

　　(安德烈)两个月下来，发现这里的生活质量跟欧洲有一个最根本的差别，那就是——我觉得，香港缺少文化。我说“文化”，不是指戏剧、舞蹈、音乐演出、艺术展览等等。我指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情趣。

　　用欧洲做例子来说吧。我最享受的事情，譬如说，在徒步区的街头咖啡座跟好朋友坐下来，喝一杯意大利咖啡，暖暖的秋天午后，感觉风轻轻吹过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窄巷。美好的并非只是那个地点，而是笼罩着那个地点的整个情调和氛围，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沉淀。

　　酒吧跟咖啡馆，在欧洲，其实就是小区文化。朋友跟街坊邻居习惯去那里聊天，跟老板及侍者也像老友。它是你的“家乡”跟“文化”概念里很重要的一环。香港却显得很“浅”——不知道这个词用得对不对。这里没有咖啡馆，只有蹩脚的连锁店星巴克和太平洋咖啡，要不然就是贵得要死其实根本不值得的大饭店。至于酒吧?酒吧在香港，多半只是给观光客喝个毙掉的地方。还没毙倒在地上的，就歪在那里瞪着过路的亚洲女人看。

　　人跟人之间愿意花时间交流，坐下来为了喝咖啡而喝咖啡，为了聊天而聊天，在欧洲是生活里很大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一种生活艺术。香港没有这样的生活艺术。

　　(龙应台)我们在谈的这个所谓“咖啡馆”，当然不只是一个卖咖啡的地方。它是一个“个人”开的小馆，意思是，老板不是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财团，因此小馆里处处洋溢着小店主人的气质和个性;它是小区的公共“客厅”，是一个荒凉的大城市里最温暖的小据点。来喝咖啡的人彼此面熟，老板的绰号人人知道。如果因缘际会，来这里的人多半是创作者——作家、导演、学者、反对运动家……那么咖啡馆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舞台。

　　你说香港“没有文化”，安德烈，如果对“文化”做广义的解释，香港当然是有文化的：它的通俗文化、商业文化、管理文化、法治文化，甚至它的传统庶民文化等等，都很丰富活跃，很多方面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华文城市。但当我们对“文化”做狭义的解释——指一切跟人文思想有关的深层活动，香港的匮乏才显著起来。

　　在欧洲，咖啡馆是“诗人的写作间”、“艺术家的起居室”、“智慧的学堂”。巴黎的“花神”(Café de Flore)咖啡馆是西蒙-波娃逗留的书房，Le Procope是莫里哀和他的剧团夜夜必到、百科全书派作家逗留的酒馆。塞纳河畔的Duex magots和Brasserie Lipp是超现实主义派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逗留的地方。施威夫特(Swift)在伦敦的威尔咖啡馆(Will's)逗留，那是个文学沙龙，几乎主宰了17世纪的英国文学。罗马的古希腊咖啡馆(Antico Greco Caffe)曾经是瓦格纳、拜伦、雪莱逗留之处。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Zentral)曾经是弗洛伊德和托洛茨基逗留的地方。艺术家在苏黎世伏尔泰逗留过的酒馆开展了达达艺术，知识分子在布拉格的咖啡馆逗留而开启了1803年政治的启蒙。

　　文化来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灵感的挑逗、能量的爆发;“留”，才有沉淀、累积、酝酿、培养。我们能不能说，没有逗留空间，就没有逗留文化;没有逗留文化，就根本没有文化?

　　思想需要的累积，灵感需要感受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累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画家无法作画，学者无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闲暇、逗留，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

　　但是香港人的经济成就建立在“勤奋”和“搏杀”精神上。“搏杀”精神就是分秒必争，效率至上，赚钱第一。安德烈，这是香港的现实。这样坚硬的土壤，要如何长出经济效率以外的东西呢?

　　(菲利普)你只要比一比我的德国周末和我的香港周末，两边的文化差异就很清楚了。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觉得香港没有文化。

　　总体来说，我喜欢香港胜于德国。香港是一个二十四小时有生命的城市，永远有事在发生。而且，在香港真的比较容易交朋友，香港人比德国人开朗。我在香港只住了两年，在德国十四年，但是我在香港的朋友远远多于德国。昨天刚好跟一个义大利人谈天，她在德国住了好几年了。她说，德国太静了，静得让人受不了。德国人又那么的自以为是的封闭，芝麻小事都看成天大的事。

　　我跟她的感觉完全一样，而且觉得，中国人跟意大利人实在很像：他们比德国人吵闹喧哗，是因为他们比德国人开朗开放。

　　香港唯一让我不喜欢的，是它的社会非常分化。譬如说，我的朋友圈里，全部都是国际学校的人，也就是说，全是有钱人家的小孩，付得起吓人的昂贵学费。半年来你的交往圈子只限于港大的欧洲学生，几乎没有本地人，你说原因很可能是语言和文化差异造成隔阂，可是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是：有钱没钱，才是真正的划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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