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 　　现代人类交往中，为了让第一次见面的人更好的了解自己与企业，都会有互赠名片的习惯。那么在古代人的交往中是否有类似名片的东西呢？这还真有，而且是离我们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 　　汉代名片“谒” 　　名片至少在秦末汉初就已出现了。《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在沛县当亭长时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到吕公家去贺喜，因为没有带钱而不得上堂入座，便假装“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释名》曰：“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这“诣”就是汉代的名片。1984年在安徽马鞍山发现的东吴将军朱然墓中出土了三枚谒。这三枚谒是用木片做成的，长24.8厘米，合汉代1尺，宽9 .5厘米，厚3.4厘米，谒面顶部中央写一个“谒”字，右边直行墨书：“□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扬朱然再拜”，谒面有一大片空白，这就是书写贺礼钱数的地方。 　　谒是下级对上级、晚辈对尊长通名时用的名片，通常用于比较庄重、正式的场合，平时在亲朋同僚之间使用的是一种比较简易的名片，叫做“刺”（札）。刺因“书以笔刺纸、简之上”而得名。朱然墓中同时出土了14枚刺，也是长1汉尺左右的木片，但宽仅3.4厘米，厚仅0.6厘米，既薄又窄。刺面从上到下有一行墨书：“故鄣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刺的内容比谒亲切得多，刺面也没有可写别的文字的空隙。 　　东汉末期，“谒”又被改称为“刺”。在江苏连云港锦屏镇西汉墓出土的谒上书文字三行：上行为“东海太守宝再拜”；中行为“谒”；下行为“西郭子笔”。东吴黄武六年的中墓出土的刺有：“道士郑丑再拜”，刺的主人称“弟子”。这些刺，是供墓主在阴间使用的。虽然如此，因为它是模仿墓主生前的实用物，其形制、书写格式与实际应用的并无差别，仍不失为古代名刺的实物证据。古人为了介绍自己而投送爵里的刺，以后其材质和制作精细程度也随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不同而变化。因造纸术的发明，刺也改用纸书，但仍保留着“投刺”一词。 　　名片的时代称呼 　　东汉到唐宋时期，名片叫“门状”，明代叫“名帖”，清末到民国时期才出现了“名片”的称呼。在清代，名片还出现过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名片向小型化发展，特别是在官场，“名帖”上名字大则表示谦恭，小则会被视为狂傲。官小使用较大的名片以示谦恭，官大使用较小的名片以示地位。另外，清代的名帖基本上已经采用了印刷，但如果上面还有亲笔题识，作为“拜帖”用，那就更有价值了。1927年9月24日，南昌起义挺进汕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为潮海关监督兼汕头交涉员。郭沫若在给潮海关税务司的“拜帖”用“潮海关监督署用笺”，书：“迳启者现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一百四十五号任命状开任命郭沫若为潮海关监督又奉一百四十六号任命状开任命郭沫若兼汕头交涉员等因奉此本监督兼交涉员经于本月二十五日到任视事除呈报暨分别函启令行查照外相应函达贵税务司查照顺候日祉”。郭沫若的这件拜帖，是一件很重要的革命文物。 　　随着外国侵略者的入侵和我国对外交往的增加，沿海各通商口岸和外国商人通商日益频繁，名片的使用更为普及了。汕头开埠后，汕头埠的政商文各界，普遍使用了名片。但那时的名片多采用纸印制，大小与当今名片差不多，形式也比较简单，有的只印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