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 　　所谓宦官，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太监。在印象中，太监是没有娶妻生子的权利的。然而到了唐代，人们的社会心理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宦官娶妻养子习以为常，不再视为违背人性的反常行为。 　　在唐朝有一半的太监是有老婆的。很多五品以上的高级太监不但有老婆，有个三妻四妾也很常见。因为唐朝宦官势力大，娶的老婆很多都被封为诰命夫人。比如著名宦官仇士良的老婆胡氏就被封为鲁国夫人。 　　宦官娶妻的对象和要求 　　宦官婚姻是建立在大批妇女痛苦之上的，因而是一种残酷畸型的婚姻关系。可是尽管宦官婚姻如此残酷无情，由于种种原因，唐代的宦官娶妻并不困难。这个时代与宦官建立婚姻关系的，主要有如下几类家庭： 　　第一类是官僚家庭，与其通婚者多为高层宦官。如右神策军中尉孙荣义的前妻，为骠骑大将军、赠开府仪同三司郭全羽之女；军容使、内侍监仇士良之妻胡氏，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左神策军中尉刘弘规之妻李氏，为太子宾客兼侍御史李文皓之女。还有皇帝亲自为宦官娶妻的事例。李辅国权势正盛之时，唐肃宗曾为其娶故吏部侍郎元希声侄元擢之女为妻，并将元擢迁为梁州长史，元氏家族为北朝旧士族，故肃宗以其家之女嫁与李辅国，以抬高其社会地位，示以恩宠。宦官能娶到大家闺秀必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多数具有一定地位的宦官来说，如果不愿与平民结亲，普通官吏之家的小家碧玉便是其最理想的选择对象。官僚与大宦官联姻，是官僚势力与宦官势力联合的表现。至于普通小官吏与宦官联姻，有迫于宦官权势压力的因素，但也不排除有人想借此飞黄腾达，捞取政治上的好处。 　　第二类是宦官家庭，即宦官之间的相互通婚。这类婚姻在唐代宦官中占较大比例。宦官之间互为婚姻主要是门当户对，择偶方便，此外也有通过联姻以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联盟，以便亲党胶固，沆瀣一气的因素。这一点在上层宦官家族的互通婚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第三类是与平民家庭通婚，这类婚姻多发生在中下层宦官家庭中。宦官与平民结亲，实在是不得已之举。虽说唐代宦官势力很大，专权擅政，这仅是对一小部分地位显赫的上层宦官而言，并非所有宦官均有此权势。对大部分宦官来说，不要说与官僚之家，就是与普通官吏联姻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只好退而与平民通婚。平民百姓与宦官通婚，不能排除宦官以势强娶的情况发生，更多的恐怕还是由于其生活贫困而被迫嫁女。在中国古代社会，贫苦人口必定占多数，这就为宦官普遍地娶妻养子提供了可能的社会条件。 　　在唐代，有权势的大宦官家族互相联姻，亲族之间相互庇护，从而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杨志廉家族是唐代著名的宦官世家，从其父杨延祚起，直到五代后唐时止，这个家族一直地位显赫，专权擅政，绵亘一百数十年之久。其家四代五人任神策军中尉，掌握禁军兵权，三人出任枢密使，把持中枢机要之权，史称“世为权家”。宦官世家形成的结果，必然是世代盘踞宫闱，养子凭借其养父的权势而迅速提升；而宦官之间的联姻尤其是高级宦官之间的联姻，则容易形成“枝派蝉联”，亲党胶固的局面，使宦官的势力更加膨胀，专权擅政，在南衙北司之间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这种婚姻关系渗透着浓烈的政治因素。 　　唐代的宦官对配偶也是有许多要求的，而并非不加选择。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 　　首先是重视门第。找所谓的“名家”、“盛族”，目的自然是拔高自己，希望得到社会公认。 　　其次，重视女方的德行贤淑。一得恪守妇德，耐得住寂寞。潘金莲那样的就算了。省的面子没赚到反而赚个绿帽子。二得能操持家务，赡养教育子女。当然是养子或者养女。 　　三得长的漂亮，而且还得年轻。比如高力士的老婆脸蛋年纪就能跟一拼。 　　至于婚后，唐代宦官的婚姻观和当时世俗的婚姻观也没什么差别；除了夫妻生活问题和子女一般是收养之外，其家庭结构也与社会其他阶层没有明显的差别。由此看来唐代宦官婚姻是稳定的。稳定性、合法性和普遍性构成了唐代宦官婚姻的全部特点。 　　宦官娶妻的原因 　　宦官娶妻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宦官曾经是正常男性，当了宦官以后，虽然丧失了生育能力，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宗法观念压力下，随着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变化，便开始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宦官娶妻虽无夫妻之间的男女之实，却可以得到有家有妻的满足感。宦官娶妻养子不仅是为了满足有妻有家的愿望，同时也想与其他正常男性一样能够传宗接代，使已经获得的政治地位和财产能得以继承，这是其娶妻养子的最主要目的。宦官通常都具有强烈的自卑心理，唯恐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如正常男性，所以他们除了养子外还要养女，凡是朝官拥有的特权，他们也都同样力争拥有。如封妻荫子，承袭爵位，参与决策，控制军权，兼并土地，营建府宅等，无不全力争取。掌管国学，教授徒众，历来是士大夫的专职，宦官也要染指，这就是唐代宦官中不止一人掌管国子监的原因所在。宦官阶层的这种心理特征，决定了他们必然要首先解决婚姻问题，据史料显示，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的不错，下一步，他们要把手伸向整个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