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 　　四大奇书之一《金瓶梅》，是明朝时期诞生的一部巨作，开了世情小说之先河。《金瓶梅》一问世，就惊动了文坛，轰动了社会。先是在士大夫中传阅抄写，后来甚至流传到社会人士中。于是，看过此书的人们纷纷发表见解，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这部旷世奇书发表各自不同的见解。虽然，这个时期的评论不见正史，只零星保存在文人们的笔记、书信以及各类序、跋中，但就评论的广度深度高度，已经不容小视，更不能忽视。 　　根据史料记载，尽管这些点评不很系统、不很完整，却已能够归纳出几大方面： 　　一是肯定了《金瓶梅》这部奇书的成就及地位。 　　明代文学家、“公安派”领袖袁宗道、兄弟二人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袁宏道多次指出，读后感觉“甚奇快”。认为它“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意思是说，《金瓶梅》超过《七发》，《金瓶梅》在劝谏主旨与其艺术上均具有创新突破，是开风气之先。袁中道也在《游居柿录》卷九曰：“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日：‘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称赞《金瓶梅》“琐碎中有无限烟波。 　　后来，随着《金瓶梅》的付梓印行，阅过此书的人就更多了。不少文人士大夫推祟备至，甚至有人认为其成就在《水浒传》之上。如欣欣子认为《金瓶梅》“语句新奇，脍炙人口”，将其与《剪灯新话》、《莺莺传》、《效肇集》、《水浒传》、《钟情丽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如意传》、《于湖记》等作品进行比较，说这些作品“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篇终而掩弃之”，唯《金瓶梅》能使读者“闻之如妖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谢肇渊在《金瓶梅跋》中也认为《金瓶梅》作者是“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 　　可以说，各类点评很多，各种观点各异，其中不乏精彩者。笔者认为，对于《金瓶梅》的评价，以谢肇翎《金瓶梅跋》中的概括最有代表性最有全面性。他指出：“《金瓶梅》……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阔之媒语，市里之狠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淮上之期，尊垒枕席之语，验脍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押客之从谈逢迎，奴怡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械意快心。”这段话，把一部洋洋百万字的作品，以寥寥数笔，就点评得精辟精彩，实在高人所为。 　　二是掀起了一股对《金瓶梅》探讨研究热潮。 　　由于《金瓶梅》小说的作者、时代以及创作意旨，在小说中、出版时，都没有交代清楚，都没有明确表现，故当时就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往往世间的事，就是这般，越是未知的东西越能激起探究热情。所以，一时间探讨研究的人越来越多，提出的观点越来越杂。 　　据一些金学家研究成果，当时明人谈及《金瓶梅》作者的有六家，多认为此书的作者为嘉靖时人。但究竟坐实为谁属，则说法不一。与作者紧密相关的问题便是作品的主旨、立意所在。袁中道认为是“绍兴老儒”影射其主人“西门千户”的“淫荡风月之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则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旨斥时事”之作；屠本峻《山林经济籍》日：“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普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说《金瓶梅》是“寄意于时俗”的作品。此外，廿公《金瓶梅跋》说它“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谢肇制《金瓶梅跋》认为《金瓶梅》是永陵（明世宗嘉靖朱厚熜的墓陵）中“金吾戚里”门客采撩其主人的日逐行事，“汇以成编”。 　　从这些探讨者都是明朝著名人物看，从这些说法都距《金瓶梅》成书时代较近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都不愿意点破《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我想，其中必定大有奥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或作者出身低微，作品情趣不高，而不便署名；或因小说中存在大量的淫秽描写，作者无颜以真面目示人。就今天的研究成果看，笔者认为政治上的考虑，以及其他不便明言的原因。可能是占据主要的原因。毕竟小说中，不难看出对某些人物的描绘，俨然就是对某明朝帝王或某大臣的影射。 　　三是对《金瓶梅》中有关男女私情、两性关系描写，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 　　董思白作为思想趋于保守的正统儒者，他一方面叹赏其“极佳”，另一方面又基于小说中的两性描写，认为“决当焚之”。薛冈更是大声疾呼：“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 　　而著名的通俗文学家、进步文人冯梦龙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认为“见之惊喜，怂勇书坊以重价购刻”。即便是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也对“语涉侄俗，气含脂粉”的描写进行辩护，廿公更是公然赞赏“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不知者”之所以“目为淫书”，是因其没有真正把握作者言“有所刺”，不了解作者“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结果冤屈了作者和“流行者”，故在《金瓶梅跋》中“特为白之”。 　　这些不同的看法与见解，虽都不一定科学准确，但却能反映出明朝各界人士对《金瓶梅》写作风格写作手法写作角度的不同解读与评价。 　　四是《金瓶梅》的人物塑造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有的评论者已注意到小说中人物的典型性问题，认为《金瓶梅》是“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气谢肇测的《金瓶梅跋》还涉及到了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的突出成就：“譬之范工传泥，妍嫂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肯定小说中的人物各有个性，达到了神形兼备的艺术境界。 　　尽管明人对《金瓶梅》的评论多为片言只语，零碎而不系统，但已涉及了诸多方面的问题。后人正是在此基础上，来建构“金学”的基本框架，研究中也往往把明人的有关阐说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从而推动“金学”向纵深发展。 　　就这个角度看，明人对《金瓶梅》的评价，还是很值得我们引以注意和探讨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