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妖 　　在宋代以前，“人妖”基本限定在与灾祸相联系的超出常规的人和事的这一层面上。只是到了宋代，“人妖”的妖怪之气则减退，“人妖”的妖媚之气则上升，以至成为普遍。而且多是男扮女装。周密《癸辛杂识》前集专辟《人妖》条说：赵忠惠与赵参议婢女求欢，婢女不从，赵强迫婢女，才知婢女是男子化装。《癸辛杂识》后集续说：临安新门外乃是这些“人妖”活动的巢穴，这些男子抹胭粉，着丽服，善针指，连口气称谓都与妇人一样，变态求食，令人作呕。但未见有举条例禁止这些“人妖”行事者。这反映了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默许了这些男子“以色媚世”的丑行。 　　究其原因，这是由于城市服务经济行业对女性需求量增大所致。《江行杂录》可证：在临安中、下小户人家都重女轻男，倘若生下女孩则爱护得如捧珍珠，因为待其女孩长大，可以随着她的姿质，教给她一种艺业，或杂剧，或琴棋；或针线，或拆洗；或贴身伺供，或堂前摆设……女性“就业”前景一片光明，这就引动许多女性投身其中，以至有不少男子也纷纷仿学。 　　“人妖”之所以投身于伎艺表演，就是因为这一行当赚钱快，而且如果色艺双绝的话，可以赚大钱。宋《清尊录》就记述了这样一个“人妖”成长的全过程：四川兴元一市民，在路上捡一小男孩，带回家养育。夫妻俩谋划他成伎艺女，这样可售数十万钱。此后这男孩便被关闭在深屋中，节制饮食，他的肤发腰步，都加以修饰和严格的调治，待他长到十二三岁，嫣然一美女形象。这对夫妇便将他带到成都，教给他新的乐声，这对夫妇不让人见着他，人们以她为“奇货”，许多市民来求她为妻，这对夫妇一口回绝说：这女儿应当归贵人所有。他们这样一说，好事者更接踵盈门，为的是见她一面，而看一面，她便马上避开，但这一面也要钱数千，叫做“看钱”，时间长了，她的名声越传越大。有一通判慕名见了她一面，立刻神情恍惚，非要得到这女子不可，与其父讲了价钱，一直给到七十万钱，这对夫妇才将其女售给通判，通判喜不自禁，摆下宴席与贺客痛饮，并要此女子唱歌以助兴，欢闹到半夜，通判拥女进房，这时才知她是男身。通判连呼受骗，去找其父母，已茫然不觅踪迹，告官府去捕捉，也无音讯。 　　此事使我们清晰看到，“人妖”氛围已在社会上形成，“人妖”已具市场化，从一开始“人妖”的父母就筹谋如何训练而使之赚钱，而社会上如何调治幼男使其成为赚钱的机器，已有一套规律可寻，若节制饮食等，训练手段已花样百出，因而此少男很成功转变为会表演的女子，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而且宋“人妖”影响之大，使我们不仅在宋代还看到不少这样的例证，还从宋以后的元明清诸代不断地看到这一“人妖”的影像。 　　这则清“人妖”与宋“人妖”有所不同，宋“人妖”多仅止步以色艺行骗于世，而清“人妖”已超越此界限专以诱奸妇女为能事，这显然是“人妖”的穷途末路，而这一现象在明清则屡见不鲜。如明《五杂俎》，清《坚瓠余集》有录：成化山西桑冲，妆作妇人，就彼学女士描剪花样刺绣等项，教与任茂等七人，结帮成伙，诱奸妇女。清“人妖”更上一层楼，呈集团化、规模化倾向，如汪启淑《水曹清暇录》的“档子”(又名小班，艺伎之流)，乃选十一二岁清童，学北京妇女装扮，以唱淫词小曲为业，人家宴客，呼之即至，或溜秋波，或投纤指，撩人大笑，掷撒钱帛……清“人妖”将其丑恶的一面推向极致，“为害匪细！”人们予以“严禁”，则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