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如今在中国十分兴盛，各地庙宇众多，僧众信徒广泛，追根溯源来看，佛教传入中国实在东汉时期的永平十年。 　　在曹魏鱼豢所撰的《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意思是说，在汉哀帝元寿元年时，有一位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从月氏王派遣来的使者伊存那里，听到了口授的佛经。“浮屠”即佛的另一译音。若从文字记载来看，佛教传入我国至迟在西汉末年，但之前很可能性已经传入。 　　现在，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4年）为佛教传入我国的标志。史料记载，当时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于殿庭，第二天上朝便问群臣到底是何征兆。太史傅毅回答说是西方的神——佛。皇帝听了，认为供佛吉祥，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 　　公元67年，蔡愔等于大月氏国遇到迦叶摩腾（又叫摄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就请他们回国弘法。一行人就用白马驮着佛像、佛经，返回首都洛阳。汉明帝特意建立精舍安置两位法师，精舍即是白马寺。当时“寺”是官署名称，如大理寺、太常寺等。白马寺是指一处安排接待外国宗教人士的机构，后来寺就才慢慢成了僧人所居之处。迦叶摩腾、竺法兰到达洛阳后，就开始译经、度僧。 　　由于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是外国人，于汉语不甚精通，翻译时表达义理也就不太精准，而且数量极少。只摘录几十段佛语，辑于一册，即是《四十二章经》。但就是这部经是否出于东汉时，学术界还有争论。 　　另外，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一开始就被皇家供养在庭院中，所以佛陀规定的僧团必须托钵乞食，住在阿兰若处等极重要的规矩，就没能在中国实行。又因为当时同时发心随两位法师出家的人太多，一时间没有那么多染衣，于是从一开始汉传佛教的僧众就没能统一着染衣。以至发展一段时间后，就都穿了长袍。所以，我们汉传佛教最初的缘起就有其先天性不足：因皇家求世间福报而进入，最能表法的托钵、披衣制一开始就没确立。经典极少，翻译亦存在缺陷。 　　从明帝起直至汉末，佛教基本只在上层社会小规模内传播，而且绝大多数人把它当成了求福之法，而未了解到它是能令人了生脱死的实修之宝。这种情况在外国僧人不断进入，大量佛经被不断翻译出来后，才渐渐有点儿改变。同时，佛教也从皇家上层渐渐渗透至民间，建寺供养者也多起来。 　　至东汉末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年），西域僧人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国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国来，竺佛朔从天竺国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经事业渐盛，佛教的普及范围也渐广。 　　东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安世高本名“清”，是安息国的太子，博学多识，信仰佛教。当轮到他即位的时候，他却让位给叔父出家修道去了。他精研阿毗昙，兼习禅定，游化西域各地，闻名一方。东汉桓帝时进入我国，在华的二十余年间，翻译出了《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和《百六十品经》等三十多部典籍。他所译皆属于小乘教义，以关于禅法的典籍为主，亦涉及抉择五蕴百法的阿毗昙学。如《安般守意经》是说以数息修习止观的经典，《阿毗昙五法经》是说明法相名相的。其他典籍则大多出于《阿含经》中。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来我国的时间稍迟于安世高，他通晓汉语，能独自翻译。在汉灵帝在位年间，译出经典十余部，包括《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支谶所译典籍基本全部属于大乘，恰恰与安世高相反。他译的《宝积经》、《阿閦佛国经》、《般舟三昧经》实际上是《大宝积经》的一部分。《般若道行经》则是大品般若经的主要部分。《兜沙经》其实是《华严经》的序品。 　　支谶所译《般若道行经》是阐述大乘缘起性空道理的，这部经的翻译对于中国大乘佛教的发展，般若性空思想的传播意义重大。但因支谶翻译过程中，为利于当时人的理解，借用了道家典籍中“无”、“道”等概念。这埋下了汉传佛教从一开始，理解般若就偏于“空”一边，而难证中道。 　　与安世高、支谶两大译师同时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详等人，也都各有传译。竺佛朔（一作竺朔佛）帮助支谶译出了《道行般若经》及《般舟三昧经》。安玄与中国本地僧人严佛调合作，翻译出了《法镜经》。支曜译出了《成具光明经》，又叫《成具光明定意经》。康孟详译出了《中本起经》，又叫《太子中本起经》。 　　东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各译师翻译的经典涉及大小乘，包括止观、阿毗昙、佛传、般若几方面。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文”是指翻译时以文辞优美、适合本土习惯为主，“质”是指以传达原意精准为主。安世高、支谶等译师，大多采用质朴的直译，文采比后代优秀论师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