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 　　汉族诗文流传甚广，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历史长河中，许多佳作都面临着不被采集即有可能永远消失的风险，此时就迫切需要有人做总结工作。《昭明文选》应运而生。 　　《昭明文选》是现存编选最早的汉族诗文总集，它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因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主持编选的，故称《昭明文选》。萧统，是个很渊博的学者。著作多散佚，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其主持的《昭明文选》，主要收录诗文辞赋，除了少数赞、论、序、述被认为是文学作品外，一般不收经、史、子等学术著作。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则不收。萧统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同学术著作、疏奏应用之文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对文学的特征和范围的认识日趋明确。 　　《文选》30卷，共收录作家130家,上起子夏（《文选》所署《毛诗序》的作者）、,下迄当时,唯不录生人。书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而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531)，所以《文选》的编成当在普通七年以后的几年间。全书收录作品514题。编排的标准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文选序》）。从分类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 3大类，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38小类。赋、诗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内容把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门，把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等23门，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汉族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的阶段。但由于分类过于碎杂，因而也遭到后世一些学者如章学诚、俞樾等人的批评。 　　《文选》的选录标准，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文选序》）。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记事之史，系年之书”，这几类即后来习称为经、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选。但是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却可以收录，因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选录标准。这一标准的着重点显然不在思想内容而在于讲究辞藻华美、声律和谐以及对偶、用事切当这样的艺术形式，但它为汉族文学划定了范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对文学的独立发展有促进作用。萧统的文学思想中存在矛盾。他是当时文坛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六朝的绮靡文风在他身上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他对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却持重折中,内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华丽,认为艺术的发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文选序》）。他指出：“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要求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书》）,同时还推崇陶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陶渊明集序》)。所以《文选》所选的作品，其实并没有过分忽视内容。除了选录陶渊明的8首诗以外,还选录了《古诗十九首》和鲍照的作品18篇。同时，对那些质木无文的玄言诗和放荡、空虚的艳体诗和咏物诗则摒而不取。至于入选的作品是否值得选录，应该选录的又是否有所遗漏，后代的学者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意见,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总的来说，这部诗文总集仅仅用30卷的篇幅，就大体上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叶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汉族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从选录的技术角度来说，《文选》也存在缺陷。书中入选了一些伪作，例如《答书》和苏、李的赠答诗，南朝宋人颜延之已经怀疑，刘知几、决其为赝品，至近代而成定论；孔安国《尚书序》同样也出于晋人的伪造。同时，书中还有不少误标序文以及误标题目的情况，前者如汉武帝《秋风辞》、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等，题下注明“并序”，实则序文显系史传文字；后者如刘峻《重答刘秣陵诏书》并非答书的原文，陆机、陆云各有《为顾彦先赠妇二首》、李善在注释中就已指出顾彦先应是全彦先，而且除了 1首以外，其他3首均为拟妇答夫的语气。此外,还有割裂前人文字、篇章次序安排失当等等，也是这个选本的不足之处。 　　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比起同类型的其他诗文总集来，其影响远为深广。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诗赋取士，《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菴笔记》）。当国，以新经学取士，此后《文选》才不再成为士人的课本。然而作为一部汉族文学作品的精粹选本，其历史价值和资料价值则依然不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