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 　　诗词五代十国是词的重要发展时期。西蜀和南唐词人较多，水平也较高，从而成为两个中心：西蜀有、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后来由赵崇祚等收入《花间集》；南唐有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等人，李璟父子的作品，后人集刻为《南唐二主词》。 　　李煜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词人。晚唐五代的词大都是描写统治阶级的享乐生活，题材庸俗，境界狭窄，风格柔靡。花间派的作品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李煜前期的作品也是如此，但他在国亡被俘以后写的词，或慨叹身世，或怀恋往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把伤感之情写得很深挚，突破了晚唐以来专写风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内容和意境两方面都有创新，为北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 　　在曲词兴盛的五代十国，诗歌一体始终未曾丧失其显要地位，文人们一般仍是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注于诗的创作与研讨。当时作诗达千首者仅见诸载记的就有韦庄、韩、郑谷、左偃、李从荣以及诗僧齐己、尚颜、可朋、可等多人，王仁裕、徐夤平生作诗满万首，蜀人呼仁裕为“诗窖子”(《十国春秋》本传)。这等数量，无疑差可与唐、宋大家相侔并匹。尽管由于割据、战乱等诸多原因，此期不少诗人隐没不显，大量诗作焚劫散佚，清人李调元编《全五代诗》仍得近600家诗7200多首，不过此集收诗时限未严，今汰去其间实属唐、宋的诗人诗作，再增入今人陈尚君《全唐诗续拾》等所辑的五代十国诗，总数至有700多家诗近8000首。其实在《全唐诗》、《全宋诗》诸书中当调整移入五代十国者也还有一些。与唐代300年间所存3200余家诗53000多首相较，这短短的70余年所存亦相当可观，如若与同期的词作相比，诗之数量竟十倍于词。更何况大量事实表明，这一时期诗歌失传的比重较唐要大得多，荆南孙光宪今存诗1首而原有集多种，今不见一诗传留的南唐冯延巳少喜为诗，“且老不废”，从中不难得知五代人作诗热情高涨。 　　此期的诗歌创作以普遍性、群众性显示特征。不仅大批文人以诗名世，即使以曲词擅场者，以辞赋拔萃者，以骈散著称者，以小说名家者，也几乎无不兼为诗人。究其成份，也相当复杂，既有唐朝遗士，更有新朝英秀，既有宫廷君臣和地方官吏，更有大批僧人道徒和隐人处士等，闺阁女性也为数不少。汉人而外，波斯人前蜀宾贡李繤和沙陀人后唐庄宗李存勖、秦王李从荣等少数民族文人也嗜作汉语诗。其所涉及的地域，较同期词人要广泛得多。五代诗人中没有一流大家，甚至二流诗人也属罕见，不过韦庄、韩、罗隐、杜荀鹤、郑谷、王贞白、黄滔、徐夤、和凝、欧阳炯、徐仲雅、孟宾于、沈彬、李建勋、徐铉以及徐氏等多人，都堪称五代名家。因此，就连颇喜讥讽前朝的宋太祖也不得不承认：“五代干戈之际，犹有诗人”，以致自愧皇宋不逮(《古今诗话》)。然而更显特点的是，随着文的下移和诗歌的日趋俚俗，此期伶人、歌妓、兵卒、渔人、工匠等广大民众能诗者几乎无处不在，他们的积极参与，有力促成了诗歌的新变。其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僧道诗人，总计五代十国能诗道人40多家，诗僧多至150余家，所占总数四分之一的比重大大超过唐代。僧人齐己、贯休和道士杜光庭、陈抟在僧道诗发展史上都占据显要地位。他们的创作及其在诗界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五代诗有别于唐的风貌。